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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社会决定论的可行性阐述

回想处于叛逆期青少年的性格特征，一般会想到的是摆脱家长、对抗社会的形象侧写。
这种叛逆的思想是一种反决定论的表现。而反决定论的思想基础则是对自由意识的承认。但人关于世界的认识通常是以因果论的形式有所获取，特别是以自然科学为主的众多科目更是加强了因果论向决定论的逼近。

与此同时，社会学家每一次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和理解都会加深我们对抗社会的“无力感”。
涂尔干写的《自杀论》告诉我们，人的自杀行为有其社会原因，而这一原因通常与自杀者的动机和意义无关。他认为，在社会中生活就是在社会逻辑的支配下生存。通常人们的所作所为遵循这个逻辑，只是对此浑然不知而已。

韦伯在他最著名的书《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里证明了新教价值观念的某些影响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但更关键的是它阐述了思想的产物常常和起初规划或希望的结果大不相同的道理。他的社会学思想与那些认为历史是思想的具体实现，或者认为历史是个人或集体有意为之的结果的想法都是对立的。

一般认为，社会决定论的具体表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社会控制和社会分层。

社会控制通常指社会迫使桀骜不驯的人回归既定轨道的各种手段。控制方法因群体的宗旨和性质而有所不同。在这两种情况下，控制机制的功能都是清除令人不满意的人员，还有一个功能是“鼓励其他人”。

从宏观来说，最原始和古老的社会控制手段毫无疑问是暴力，但是经常使用暴力既不实际，效果也未必好，在任何运转正常的社会里，暴力的使用都有一定的节制，并且被当作最后的手段，而在日常当中进行社会控制的国家机器多半都只是依靠暴力手段所起到的威慑作用而已。仅次于政治控制和法律控制的大概是经济压力，在预设好的社会模式来看，对于普通人来说和经济压力紧密联系的恐怕非学术压力莫属，至于这个话题的展开因为会牵扯到资本主义发展和劳动力供给的内生结合，因此不宜在此继续赘述。

回到社会控制的问题上，在微观环境当中的人们因为被国家收缴了行驶暴力的权力，因此只能通过不断施压的手段来控制和约束越轨者的行为。生活、工作在小型群体里的人，互相认识,彼此忠诚，互相联结，社会学家把这样的群体称为初级群体（primary group)。这样的群体里，强大而微妙的控制机制不断地对实际的和潜在的越轨者产生着压力。这些控制机制有规劝、嘲讽、议论和羞辱。而在非暴力的微观社会控制当中，一个人类社群能够施予其成员的最严厉的惩罚则是放逐。社会学家提出的“亲密圈子”（sphere of the intimate)概念里的社会控制总是特别强大，因为这是由个人履历的构成要素造成的。男人根据他基本的自我界定去物色妻子和好朋友。他依靠最亲密的关系去支持他自我形象中最重要的要素。因此，亲密关系瓦解的风险意味着完全失去自我的风险。

这点和我下文要介绍的“自我”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

社会分层中最重要的分层是阶级体系。用大多数人都赞同的界定方式来分析，人在社会里的地位基本上是由经济标准决定的（就政治学概念上的“现代国家”来说）。马克斯•韦伯用个人一生中有把握实现的预期来给阶级下定义。换句话说,阶级地位生产出某些可能性或机遇，甚至是个人能够预期到的在社会中的命运。人人都承认，用严格的经济标准来说，这个定义有道理。比如，中上层社会一个25岁的年轻人的机遇比中下层社会的同龄人好得多，他可能比后者早十年拥有一幢郊区住宅、两辆汽车,还有一幢海滨别墅。这并不是说，后者根本就没有机会拥有这些资产，仅仅是说，他的一切努力都会遭遇统计数字方面的障碍。这不足为奇,首先是因为阶级是由经济条件界定的,其次是因为正常的经济运行确保有产者的资产会不断增值。不过，阶级对生命机遇的决定远远超过了经济本身的意义。你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你的子女能接受多少教育，决定了你和家人享受什么样的保健标准， 因而决定了你的预期寿命——这是生命机遇的字面意义。

上文提及的许多因素是给定的阶级环境的外部控制机制强加的因素。所以，如果大公司的执行官住在“错误的”地方， 娶了“不般配”的妻子，他所受到的修正这两个错误的压力就会相当大。每一种阶级环境都产生不计其数的影响，使人形成具有持续性的人格当这些影响人格养成的因素没有达到特定的目标时，社会控制机制就要发挥作用。由此可见，在努力弄清阶级影响的分量时，我们不仅在察看社会控制的另一个方面，而且已然管窥到社会影响如何深入到我们的意识里。

如果可以，我们把社会控制和社会分层统称为社会制度。德国社会科学家阿诺德•盖伦（Arnold Gehlen)认为，制度是一种调控机制，像本能引导动物一样疏导人行为。换句话说，制度提供程序，通过这种程序人的行为模式化，被迫沿着令社会满意的渠道前进。就拿繁衍行为来分析，对人而言，结婚的指令与别的指令不同，它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社会向他灌输的，家庭口传故事、道德教育、宗教信仰、大众媒介和广告是数不清的压力，强化了他接受的指令。一种社会的婚姻形态有时会和另一种社会截然不同，比如历史上存在过一夫多妻制以及多夫多妻制，而这些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揭示了某种人类意识的可塑性。

但奇怪的是，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社会枷锁似乎是容易忍受的。这是因为大多数时候，我们的指望正是社会对我们的期望。我们想要服从社会。我们想要得到社会指派给我们的身份和角色。反过来，这种关系之所以可能, 并不是由于社会的权力比较小，而是因为社会权力远远大于上文的论述。社会不仅决定我们的所作所为，而且决定我们为何人。

社会学的三个理论详细解释了这一视角的关键要素。

角色理论
两位美国思想家査尔斯.霍顿. 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和乔治 • 赫伯特 •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是其直系父母。

其中要提到“社会情景”的概念：社会情景是参与者对某种社会现实达成的一种共识，更加准确地说，社会情景是由参与者界定的。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问题，满足社会情景的期待、使之能够成立时，参与者做出回应时便有一些回旋的余地。当然，倘若参与者对情景做出的界定分歧太大，某种形式的社会冲突或组织瓦解就是必然的后果。

就像戏剧一样，角色是对典型期待的典型回应。角色提供模式，个人则根据这一模式在具体的情景中演出。在每一种情况下，虽然情感和态度在角色扮演之前就可能存在，但角色扮演必然会使之更加强烈。（心理学概念：行为产生感情并使之加强）正如其本体论预设得到了加强一样。他不仅言谈举止像预设的角色，他的自我感觉也是预设的角色了。有一点需要强调且至关重要:角色变化的过程中，人的言行举止并非刻意为之，亦非深思熟虑。经历身份的人并没有坐下来仔细思考将要进入这个新角色的一切事物，包括他应该感觉到和相信的东西。推动这个角色转换的力量恰好来自于这一力量本身具有的无意识的、不假思索的性质。角色的作用是形成、形塑和模塑行为和行为者。一般地说，装腔作势是非常困难的（对角色身份的存疑）。

如果对角色理论的重要性做这样的小结:从社会学的视角看，身份是社会赋予，并由社会支撑和转换的。除此之外，角色理论还证明了某些角色是人格的最基本的成分；并且，和那些由具体的成人活动赋予的角色一样,作为人格成分的角色也是在社会过程中获得的。
对社会化过程描述得最为深刻的理论是由乔治·赫伯特·米德提出的。他认为，自我的生成与发现社会是同一过程。儿童发现社会是什么，同时也就发现了他自己是谁。通过学习，他学会正确地扮演他的角色，即米德所云“承担他人的角色”（to take the role of the other) 。首先,儿童扮演和他人相对的角色，这里的他人是米德所谓的“重要的他人” （significant others) 。这些人和他关系亲密，他们的态度对他自我观念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稍后，儿童认识到，他扮演的角色不仅和那个与其关系亲密的圈子有关系， 而且和指向他的大范围的社会期待有关系。这是一个更高抽象层次的社会回应，米德称之为“泛化的他人”（generalized other) 。

儿童“自我”的形成与社会所形成的互动告诉我们，身份并不是“与生倶来”的，而是靠他人的社会承认行为赋予的。每一次建立社会联系的行为都涉及对身份的选择。反过来， 每一个社会身份的存在都需要特定的社会关系来维持。只要可能，每个人都会尽力处理好他的社会联系（尤其是亲密的社会联系），以便强化曾经使他满意的身份。与身份的产生和维持一样 ，身份的变化也是一个社会过程。从一个自我形象转向另一个自我形象时做出“选择”， 都需要一群人共同参与， 否则这些转变是不可能发生的。人类学家所谓的过渡礼仪（rites of passage)就意味着，人放弃原有的身份（如儿童身份），于是新身份（如成年身份）由此发端。（婚礼、升大学的饭局都需要一群人来重新界定“我”的新身份）

传统社会赋予其成员明确而永恒的身份。与此相反，在现代社会里,身份本身是不确定的、 流动的。现代社会的地理流动和社会流动速度前所未有，其意味是， 你看世界的方式也变得前所未有地丰富多样。其隐含的结果是，你至少获得了一种潜在的意识：自己的文化，包括基本的价值观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具有相对性。现代社会个人身份变化的瞬息万变加上角色理论对“自我”的推断使我们看到现代人“自我”的非连续性，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问题，“自我”不再是铁板一块，不再是从一个情景过渡到另一个情景的既定实体。更
加准确地说，“自我”是一个过程,不断被创造和再创造的过程，人进入每一个社会情景时自我都要发生变化，自我靠纤细的记忆之绳串联在一起。

身份的快速变化往往使人感到焦虑，为了避免这样的焦虑，人们常常把自己的意识和行为分隔开来。人们只集中注意某一个具体的身份，可以说，那是他某时某刻特别需要的身份。在这个具体的行为进行的过程中，他的其他身份被遗忘了。角色扮演和身份构建过程一般是不假思索、没有计划的，几乎是自动的。故意的欺骗或假装要求一定程度的心理上的自我控制，但很少有人能够控制自己的心理。不诚实的现象十分罕见，其原因就在这里。大多数人都是诚实的，因为这是心理上最容易遵循的路子。换句话说，人们相信自已的行为，容易忘记在此之前的行为，相信自己对于生活各方面的要求都是负责任的，并因此而愉快地生活。因为排除伦理的批判，这就是习惯性的心理程序，假装或欺骗都有深层思考的需要，这就好比肯定与双重否定表肯定之间的区别。

同样的道理，知识社会学和语言学告诉我们语言在塑造个人与现实的关系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们使用的语言不是由我们自己挑选的，而是由特定的社会群体强加给我们的，这个群体是我们在社会化初期进入的群体。社会预先就界定了语言这个重要的符号系统，我们凭借这个符号系统去了解世界、组织我们的经验、解释我们的生存境遇。同理，社会为我们提供了价值、逻辑和信息（或错误信息）储备，这样的信息构成我们的“知识”。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接受的世界观看上去是不言自明的。这个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可以简要地表述为:人天生视之为理所当然的现实是由社会构建的。（关于这一点说明我在《知识社会学与象征现实》一文当中已详细阐述）

文章开头提到反决定论的思想基础则是对自由意识的承认，所以接下来需要对自由进行一番考量。然而，自由恰好就在科学话语的范围之外，意思在于社会学框架无法解决自由的观测问题。自由与因果关系并非逻辑上互相矛盾的术语。然而，它们属于截然不同的参考框架，因为自由概念属于人文范畴，他是人类想象的结晶。就像效用话语和审美话语这两个世界严格地说是不能比较、不可通约一样，自由与代表因果论的科学也无法互相交流。

但是如果允许把抵制决定论视为对自由的追求作为前提来展开讨论的话。下文可以介绍三种抵制的手段：变革、超然和巧妙利用（manipulation)。

虽然韦伯的卡里斯马（charisma）理论已经老生常谈，但它依旧告诉了我们某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社会变革可能性。其意思是并非建立在传统和法律之上的社会权威，而是建立在领袖个人超乎寻常的影响力之上的社会权威。虽然卡里斯马理论告诉我凭借个人魅力可以建构起新的社会模式，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一生都不太可能到达伟人、名人的那种高度，对于普通人来说该理论最大的启示在于作为一个群体的领袖而言，其拥有的话语权和执行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满足抵制“理所当然”社会所需的控制欲。
虽然卡里斯马理论讲述的是以领袖为视角的群体运动的社会变革。但个人的偏离行为和大批人的无组织以及重组整个社会体系的运动截然不同，它们在社会学上的分别是显而易见的，前者的例子有犯罪，后者的例子有革命。不过，两者对我们这里的论述都至关重要，两者都说明，抗拒外在控制和（必要的）内在控制都是可能的。

实际上，我们审视革命时发现，总是在反抗旧秩序的外在行为出现之前，内在的顺从和忠诚就已经瓦解了。有人倾向于把社会看成是骑在自己身上的巨人，而且未必是友好的巨人，对他们而言，社会变化无论是内在的心理变化还是外在环境的改变都有着令人解脱的效应。

但倘若你不能改变或破坏社会，你也可以在内心深处采取退让的姿态。超然的态度是抵抗社会控制的办法，这样的处事态度始于老子，斯多葛派（Stoics)，他们把它发展成为了一个抵抗的学说。他们退出社会舞台，隐居到自己的宗教、思想和艺术领域里，进入自我流放的境界。尽管通常要付出巨大的心理代价，但是为自己构建一座精神的城堡还是可能的，因为出世者几乎可以把社会的日常期待忘得一干二净。

如果有同道与你共筑城堡，你确确实实可以构建一个“反社会”（counter-society)的城堡，它与那个“合法”社会的外交关系可能会减少到最低限度。顺便指出，到了那样的境界，超然出世的态度产生的心理压力就会降到最低限度了。这样的“反社会”建立在偏离常规的、超然的定义上，其存在形式是宅文化、“核心圈子” (inner circles)甚至是邪教或其他群体等社会学家所谓的亚文化(subculture)。然而，叛逆性较弱的思想构建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把个人从具有决定性的社会制度中解放出来。只要他们在追随自己的兴趣时有经济条件生存下去。

逃避社会暴政的第三种方法，即巧妙利用(manipulation)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时，个人并不尝试去改变社会结构,也不对社会结构采取超然的态度。相反，他用社会结构的合法守护者未曾预料到的方式去有意识地利用这些社会结构，根据他自己的目的在社会丛莽中独辟蹊径。所谓巧妙利用就是用正常程序之外的方式去利用社会制度。工业社会学提供的许多案例说明，工人能够利用工厂的正规组织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其中一些目的偏离了厂方的意图，另一些目的有时和厂方的意图是对立的。人有聪明的办法来绕开和颠覆最精巧的社会控制系统，这样的机巧能够矫正社会压抑。

在这个方面，戈夫曼阐述的一个概念能够助我们一臂之力。这个概念被他称为“角色距离”（role distance)，其意思是不太认真地扮演角色，没有当真的意向，且另有秘而不宣的目的。表面文静的好学生，可能晚上在K吧狂欢。风纪严明的狂人，事后他们心里想到的和假装的神话却截然相反，他们在内心里拒绝自己的角色的意义。正如戈夫曼所云，身处这种情景的时候，口是心非、表里不一是在自我意识中维护自己尊严的唯一办法。戈夫曼这个概念可以推而广之， 用于外在角色和内心身份不一致的一切情况。换句话说，行为者在他的意识和角色之间确定了一个内在的距离。这样的情况对社会学视角极其重要，因为它们偏离了常态的模式。
这种心理状态，可以用游离（ecstasy)一词来概述，即置身局外或步出理所当然的日常社会时的那种感觉。（http://bangumi.tv/blog/278572） “游离”最重要的形式在于:个人在生存境遇中从一个世界跳入另一个世界时的感觉。然而，即使不能够完成这样的世界间的交替，我们也能够和自己的世界拉开距离，采取超然的态度。一旦个人不必用内心的投入去扮演角色，一旦他开始刻意和假装地扮演角色，扮演者就进入了“游离”的境界， 就忘记了“理所当然的世界”。别人认为是命运使然，他却认为只是一系列需要考虑的因素;别人认为是重要的身份，他却当作方便的伪装。换句话说，“游离”改变了他的社会意识，以至于既定性（givenness)变成了可能性（possibility)。起初 ，这是一种意识状态,但它早晚会导致行为上的重要后果。

“游离”现象这样的社会定位使我们再次注意：即使彻底的反叛也不会发生在没有预定因素的社会真空里；即使虚无主义也是由它试图否定的结构预先决定的。这就是说，摆脱社会角色的每一次解放都恰恰发生在同样具有社会属性的边界之内。这个“游离”的戏剧模式并不否认，演员在台上表演时受到剧场经理的外部控制和角色的内在控制，但尽管如此，演员还是有选择的余地——或积极投入，或沉闷应付，或用内心的信念诠释，或保持一定的“距离”，有时甚至拒绝登台演出。因此各种形式的“游离”现象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逃离了决定论的死胡同。

正如我们的界定所示“游离”既有社会学的意义，也有形而上的意义。但无论如何，只有步出被人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常规，我们才能够直面人的境遇而不必诉诸安慰人的神秘化的骗人把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