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则为花2024-4-13 12:56 /
不知道为什么，《角落》最近又火了，虽然点开一看还是常见的“反战”与“反战败”的争论，下面的很多回复也是非常经典的“老中特供问题”“都是仇恨教育洗脑的结果”“老中才是反战败而不是反战”“高田勋/宫崎骏/片渊须直被误解了，这才是真正高级的反战人”……
抛开这些言论不谈，我倒是有一个问题，我们有可能看到一部德国版的《在这世界的角落》吗？这部《在角落中的汉斯》有可能成为德国对纳粹的主流叙事吗？
我觉得，这大概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阿伦特之后。经历过耶路撒冷审判，想必绝大多数人对于纳粹之恶需要由德国全体国民（至少是与德国国家机器和战争机器直接相关的人）平均分担，都是没有异议的。
所以，当我们在《角落》中大谈布莱希特和“间离”手法，大谈“战争”和不属于战争的“角落”，大谈平民的伤痛和苦难的时候，纳粹德国里早就没有“角落”和“平民”了，有的只是平庸的“共谋者”。
这种“共谋者”在阿伦特笔下是以“无思者”的面貌出现。他们可能有一切世界上的美好、天真、善良，但他们无法思考，特别是无法思考战争。当他们受到伤害后，他们会像绵羊一样哀叫，但他们还是无法思考。这种无法思考最终酿成了我们所谓的“平庸之恶”。
阿伦特是以一种带有温情的笔触写下这段文字的吗？显然不是。但或许有人会以带有温情和哀怜的镜头对向这群绵羊。所以，我才说，对战争背转身去、面向“角落”，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姿态，意味着仍旧无法思考战争，是现在无法思考的“我们”在讲述过去无法思考的“她们”，是绵羊一般的哀叫，把这种“无思性”继续传递下去。
这种“无法思考”本身也是00年代的特征，因为00年代本身已经无法思考“体制”和“系统”一类的概念了。在00年代的始发点上，“世界系”所构造的“世界体制”只是混杂了阴谋论、灵能力、宗教神话、魔法、科技的极度猎奇和非现实的怪诞物。在更往后的故事，围绕在人们周围的、强迫人、扭曲人的力量则变成了不可描述的“空气”。故事变得只能停留在人际关系的维度，只能讲述个人的情感和体验。因此，在《角落》中，一旦镜头试图对准战争，它马上就模糊、失焦和无力化了，而一旦镜头对准玲的日常，关系、情感、体验又变得清晰可见。战争完全虚化成了庞大而抽象的暴力，不可知、不可见也无法思考，00年代的叙事模式就止步于此。
类似的例子还能举出很多。比如山田尚子的《平家物语》，或许可以改为“平家的日常”，所有关于源平合战的部分都叙述不清和意义不明。再比如诚哥的《铃芽》，完全把故事限定在家庭的自我抚平，而同题材的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在国内则引发过许多争议，“地震”在国内一度是高度政治化的话题。
当然，最重要的是，相比于战争在欧洲，战争在东亚从未被思考过：过去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被好好思考，如今则已经到达了无法思考的地步，只遗留一些非常二极管的东西。此处参考我的另一篇日志同样是大屠杀，为什么奥斯威辛集中营比南京大屠杀更能获得世界范围内的关注？
抛开这些言论不谈，我倒是有一个问题，我们有可能看到一部德国版的《在这世界的角落》吗？这部《在角落中的汉斯》有可能成为德国对纳粹的主流叙事吗？
我觉得，这大概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阿伦特之后。经历过耶路撒冷审判，想必绝大多数人对于纳粹之恶需要由德国全体国民（至少是与德国国家机器和战争机器直接相关的人）平均分担，都是没有异议的。
所以，当我们在《角落》中大谈布莱希特和“间离”手法，大谈“战争”和不属于战争的“角落”，大谈平民的伤痛和苦难的时候，纳粹德国里早就没有“角落”和“平民”了，有的只是平庸的“共谋者”。
这种“共谋者”在阿伦特笔下是以“无思者”的面貌出现。他们可能有一切世界上的美好、天真、善良，但他们无法思考，特别是无法思考战争。当他们受到伤害后，他们会像绵羊一样哀叫，但他们还是无法思考。这种无法思考最终酿成了我们所谓的“平庸之恶”。
阿伦特是以一种带有温情的笔触写下这段文字的吗？显然不是。但或许有人会以带有温情和哀怜的镜头对向这群绵羊。所以，我才说，对战争背转身去、面向“角落”，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姿态，意味着仍旧无法思考战争，是现在无法思考的“我们”在讲述过去无法思考的“她们”，是绵羊一般的哀叫，把这种“无思性”继续传递下去。
这种“无法思考”本身也是00年代的特征，因为00年代本身已经无法思考“体制”和“系统”一类的概念了。在00年代的始发点上，“世界系”所构造的“世界体制”只是混杂了阴谋论、灵能力、宗教神话、魔法、科技的极度猎奇和非现实的怪诞物。在更往后的故事，围绕在人们周围的、强迫人、扭曲人的力量则变成了不可描述的“空气”。故事变得只能停留在人际关系的维度，只能讲述个人的情感和体验。因此，在《角落》中，一旦镜头试图对准战争，它马上就模糊、失焦和无力化了，而一旦镜头对准玲的日常，关系、情感、体验又变得清晰可见。战争完全虚化成了庞大而抽象的暴力，不可知、不可见也无法思考，00年代的叙事模式就止步于此。
类似的例子还能举出很多。比如山田尚子的《平家物语》，或许可以改为“平家的日常”，所有关于源平合战的部分都叙述不清和意义不明。再比如诚哥的《铃芽》，完全把故事限定在家庭的自我抚平，而同题材的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在国内则引发过许多争议，“地震”在国内一度是高度政治化的话题。
当然，最重要的是，相比于战争在欧洲，战争在东亚从未被思考过：过去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被好好思考，如今则已经到达了无法思考的地步，只遗留一些非常二极管的东西。此处参考我的另一篇日志同样是大屠杀，为什么奥斯威辛集中营比南京大屠杀更能获得世界范围内的关注？
《角落》就是绵羊的哀叫，这没有问题。痛了就会叫，这是体验和感受，但体验和感受不等于思考。所以，我的问题一直加黑放在文章前面，为什么我们现在对于战争，采取了这种进入方式，或者说回避方式。就如同我无法想象德国会拍《在这角落中的汉斯》一样，我也无法想象日本会拍自己的《万湖会议》一样
类似地，相比于“德日为什么无法进行另一套叙事模式”，我会认为“德日为什么能够完成自己这一套叙事模式”是更值得讨论的。
所以，我对《角落》的评价是
你所引用的宇野常宽以及你自己的评论不正是基于作品给出的思考吗。
还是我开头的问题，你能想象《在角落中的汉斯》成为德国对纳粹德国的主流叙述吗？换个问题，德国前两年拍了《万湖会议》，你觉得自己有生之年看的到日本版的《万湖会议》吗？
回答你的问题，我确实也不觉得日本有和德国类似的战争责任反思和产出相应的文艺作品的可能，这折射出它的政治现实（不过在这种对比中，分析德国一侧的政治话语沿革对立论来说或许也是必要的，但我无意去争论这点）。角落的创作者，也许尤其是动画导演，在政治上或许也如你所说存在着这样一种态度，进一步地，admittedly，这是日本人政治土壤的一部分，观众讨论-接受的过程也是。不过我要求的那种举例上的谨慎，那种对历史-生活之间一切微妙之处的尊重，既是我觉得角落的创作意图中所蕴含的，也是我觉得当下这种““反战”与“反战败”的争论”的政治话语里所匮乏的，所以我还是会固执地坚持。
2.我并没有说你想的那些问题，并且我要说，说的显然也不是日本人的问题
提出“平庸之恶”的阿伦特自己就是犹太人，她也没有去把整个西欧拉入火坑，《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首先讨伐的就是她的犹太同胞，为此她被犹太绝罚，和挚友断交，以及在美国经历了一段相当艰难的时期。至于平庸之恶和大屠杀研究集大成的鲍曼一样是个犹太人。
把因素都归结到zz上，是有多小看欧陆学者的内省性啊。
南京大屠杀不被重视的主要原因就是在主流社会学语境里，它是一个“前现代问题”，一不能从南京大屠杀里挖掘出现代性，二不能对“现代性”这个概念发出强有力的挑战，只会否定主流研究的语境然后把它归结于某个叙事神话或者话语权问题，未免也太阿q了。
南京大屠杀除了先天建构不足，也缺乏后天的这种戏剧性时刻。其实，个体与宏大概念的剥离始终存在，不是说社会越复杂，剥离程度越高，传统社会中更剥离。但整个20世纪戏剧性时刻实在太多了，给了许多宏大概念自我证明的机会
阿伦特鲍曼的说法在当今社会学界主不主流我确实不太清楚，这里就当我表达不严谨。
亚历山大的研究我没读过，不予置喙，但说“阿伦特和鲍曼是在论证奥斯维辛是现代社会的根本恶”这一论断在我看来挺莫名其妙的，没什么想讨论的。
鲍曼认为最大的特殊性在于现代性，而（你口中的）亚历山大不同意这个观点并提出了新的解释，这套解释还包括了对鲍曼的研究的研究。
但你那篇文章的观点我不认同，比如看过《现代性与大屠杀》就知道鲍曼并没有搞什么狂迷理性的对立，阿伦特也没在她的报告里定义什么根本恶，只是我没什么意愿继续了。
总不能因为亚历山大认为“犹太大屠杀只是'成为'了现代恶”，我就必须得顺着这个思路吧？
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里花了很大的篇幅讲，为什么屠犹事件与历史上的反犹主义不同（这恰恰是奠定它不同于传统的现代性问题的原因）。与过去基于身份区隔和仇视的反犹不同，屠犹作为一项长达数年的计划，恰恰不需要任何仇恨情绪，不如说仇恨情绪反而是需要被摒弃的，一个反犹分子不适合执行这项计划，因为情绪的不确定性会对计划造成更大的危害。所以，不同于历史上的反犹，试图以道德狂迷来重建社会变化下日益动摇的共同体信心，屠犹需要的是对情绪的极度漠视，以高度的理性和自觉来完成这项由数个部门分工合作的精密计划。这就是鲍曼在本书中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后续所有论述都是基于这一点开展的，这是不是狂迷和理性的对立，我也不清楚
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本身就是为了提出一种新的恶的本质性论述，相较于晨星之路西法，现代性下恶的本质是庸常的、矮小的。这是不是关于恶的本体论观点，我也不清楚。但阿伦特肯定不会用“根本恶”的概念，因为“根本恶”是J.亚历山大提出来的分析性概念
相比于你之前的不同意就是不同意，这次你终于有些实质性观点了，虽然和主干的讨论没啥关系。我觉得你还是没有get到J.亚历山大的意思，这不是说犹太大屠杀的“本质上”就是一个现代性问题，咱就是给它精修了一下，所谓“建构的痕迹”，而是在阿伦特之前这么多年，犹太大屠杀的“本质”完全是被以另一方面方式认识的，只需要一些微小的干扰，犹太大屠杀完全可能像南京大屠杀一样完全尘封下去。这方面不认同就不认同罢了，J.亚历山大属于强文化论的代表。但你前面的那些回复，是完全让人摸不着头脑
a. 我评论层主是按照鲍曼等人的意思，认为南京和奥斯维辛的区别在于现代性的有无。
b. 我对你的第一条回复是“有建构是很正常的”，言下之意是，你的观点
c. 我对你的后二条回复是解释我不认同的的原因——我认为亚历山大的观点的依据是“有把犹太大屠杀认定为现代性问题的建构证据”，但存在这样的证据不能证明“大屠杀是一个现代性问题”这个观点是被建构出来的。我一直都理解他“犹太大屠杀是现代性问题这种观点是被建构出来的”的说法，只是我自始至终都坚持我回复层主的观点。
好了，回到你的二三段。我不想讨论但你写了这么多……
我对你第二段的概括有些疑问，介于我对文本印象有些模糊就不反对了，但我可以确定鲍曼论述的主体是现代性的种种特征怎么作用于大屠杀的，诚然“工具理性”是鲍曼笔下的关键，但难道你要告诉我理性与否鲍曼论述的前现代——现代之间的（唯一/核心）区别吗？鲍曼强调理性的目的是否认犹太大屠杀的非理性以和以往的屠杀区别开来，即“在现代性的环境下屠杀不需要仇恨，相反，理性能够制造出更大规模的屠杀”而不是“理性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
至于第三段，阿伦特是不是给恶做了一个本体论论述，是，然后呢？
ps1：阿伦特使用过根本恶的概念，但却是在反对它的意义上。
ps2:对那篇日志我还有别的反对部分，如至少在主观上我不认为鲍曼有把大屠杀作为根本恶并以此制造发生器，把对屠犹的不同看法解释成“根本恶因社会等因素被赋予不同的内涵”很牵强，因为两边根本不是同一波人。犹太大屠杀也没有成为什么唯一的普世准绳，至少我很难想象一个认为南京大屠杀善的人会不被认为是极右翼……
ps3:修正一下前面的回复，鲍曼分析了理性带来的官僚主义和科学崇拜的推动作用，书中确实存在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可这种现代和前现代的区分难道是一种有意忽略事实的人为构建吗？现代zf和科学技术难道不是现代化的产物吗？为了防止你看不懂我再补充两句——我不认为鲍曼的重点是搞二元对立以突出理性在现代性中的特殊性，而是强调随着现代性蓬勃发展的理性在现代性环境中的危害性。
为何这样的证据不能证明大屠杀被建构，（并且直到现在为止）你没有做任何论述，所以我才说你没有任何实质性观点，不过是重复“不同意就是不同意”
你后面以一种对文本非常熟稔的姿态出现，说出的话却非常让人大吃一惊，所以我才有点儿无语。既然你要先上来质疑别人没读过书，那你自己最好读过。你恼火，我比你更恼火呢
最后，在当下环境里，南京大屠杀当然不是现代普世性的准绳。因为你自己都说了，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前现代问题，前现代的恶当然要反对，但怎么成为现代性的准绳
之后对你把你日志的观点当做颠扑不破的真理的言论，我表示了反对，也仅仅表示了反对，你反复说我没有解释自己为什么反对，因为我就是没解释，之前也没打算解释。
2.对于那句“你没读过鲍曼”的表达，我道歉，这样的断言很失礼。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漏看了我后来补上了的ps3，我觉得我不需要再读读自己在说什么了，我不能说你在误读鲍曼，但至少你理解的方向和我有很大偏差。
3.我觉得你确实不太熟悉阿伦特的文本，现代性问题并不是阿伦特的研究重点，她不是社会学家，更没有去做什么为现代或为人类立法的事情（而这是你那篇日志的意思），至于社会学家怎么看待“The Banality of Evil”，以及这一概念经过后来者的改造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你的日志并没有写这些。
我不解释的原因是因为我没读过亚历山大，当然无从论证他哪里错了，但仅从你的日志来看，他的分析不能说服我。
按照我对你那篇日志的理解，你的意思简言之“鲍曼提出了一种新的叙事神话，重新建构了根本恶，并使之发挥了伦理作用”，而我并不认为鲍曼在致力于建构，他是有伦理上的倡导，但他自己都没得出结论，很难想象他的写作动机是“将大屠杀伦理化”，我认为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基于屠杀中的事实和现象捕捉现代性的特征并加以分析。当然，他的分析是有缺陷的，比如有许多反证表明有很多非工业化屠犹，如果要攻击鲍曼的立论，我认为有力量的方向是质疑“大屠杀的决定因素是否是科层制”，而不是去论证鲍曼将前现代的就有道德问题改头换面了。
你文章论证的是“大屠杀何以成为现代性的标志”，而“大屠杀成为普世主义准绳”，是它被确立为现代性标志后的结果，“普世主义准绳”并不能成为“大屠杀被选为现代性标志”的一个原因，这一段是循环论证。如果南京被选为标志，它一样有判断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