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璆2023-2-28 01:01 /
酣畅淋漓的动画，让我看了又看......看了又看。
尽管出于某种本能，我翻来覆去地看，每次看之前还是会产生一个不自然的想法：为什么要看？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产生追问的时候，困惑是必然的，抛开一些浅显的外因，比如时间条件、电子榨菜等等，而往往需要求诸于一些的已有表述来解答。
“哦，大概是这样吧”，可能会得出一个暂时的答案。随着时间推移，这个答案伴随着价值观的构建可能会在某一天进一步清晰。这大概是人在某一方面获得精神成长的具象呈现。
起初，我倾向归因于这是因为我对战国历史的喜爱，一种常见于男性的所谓本能的喜欢——崇拜英雄，崇拜枪炮、钢铁，甚至崇拜强权。当然，这不能完美地解释，因为本片不只是“战国三杰”的舞台，也不是由一次次合战构成的故事，反而这些合战更像是故事发生时旁边摆放的一种沙漏，提示时间的钢轮在碾轧着碎石前进。
进一步，我归因于多方势力、文化的繁荣，这种“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境界（脑补浙江口音）”令人神往。有些类似《午夜巴黎》的那种感觉，你能够对这段历史有更加丰满的想象，甚至代入其中，乃至产生“彼可取而代也”一样的感慨。山田芳裕也在努力地营造着战国之梦，给予尽可能多的角色上场的时空条件，无论男女，无论东西。
当社会的捶打和整体的低迷到来的时候，我寻求自身的反思，在这样的反思中偶尔产生一些超然的或者我们今天把它形容为高尚的思考——利他主义。这个“他”可能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是具体的某个人、某群人甚至是一些非人之物。人如何突破自己趋利避害的本能来追求一些更“高”层次的内容，然后成为“人”。（戴锦华老师的观点）
其实《战国鬼才传》本身已经很直白地展示了这种观点，只是当我把“利休”的境界、安土纯白之梦、真正的寂静与利他主义这两方面的内容放在一起时，才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旨趣”，如此相像。
千利休，古田甚至织田长益，都在不断地进行着自身的“力囲希咄”，如千利休对“利休”的解释：经过努力而达成的境界。但是因为千对黑色这种几近病态荒诞的追求，让我忽视了其中有价值的部分——“黑色”是可以随意替换的，只是无数个“他”的其中一种，千利休对黑色教条般的恪守竟然使我思维也变得僵硬起来。如果将之替换为国际主义，千利休就可能是贝特兰，是白求恩，是国际纵队......
而秀吉对纯白之梦的否定“只有卑鄙才能获得认同，高尚的信念反而会招致怀疑”，这样既厚黑又不失真实的论断也具有很强的迷惑性，仿佛在昭示一种颠不破的真理——利己即成功，利他即失败。当荒木选择成为路边大粪的时候，他可以嘲笑织田信长；当织田长益选择成为自我的时候，他反而难逃从长发飘飘变为顶上生花的有乐斋的命运。中年的古田重然在一次次隐忍与自我和解中越爬越高，成为了配得上华丽的大大名，被认为理所应当；山上宗二触动秀吉的逆鳞却往往被批评为迂腐和不近人情。
似乎你我之辈应当如何选择，不言自明。君不可为“物”亡，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仅此而已。超然的、高尚的只能寄希望于天日之昭昭。之贯也在谆谆告诫：人是有极限的，水浅舟大必然灭亡。已然发生的，是历史，是命运，也是一种随时可以将胜利的方程式写好的必然选择。
当然故事的上半部分，山田给了我们希望，这个希望的源头来自德川。
东亚文化圈若有若无的三国与日本战国的关联习惯，以及二者诸多的相似点，导致了人们将德川家康与司马懿父子紧紧绑定，对中国历史有一定认识的人看待两晋的态度通过这样一个链条产生了对德川家康的本能排斥。加上日本维新以来百余年对德川幕府的否定，对德川对立面太阁、真田甚至石田的同情，导致山田给予的这种希望并不足够可靠。如果功利龌龊可以战胜高尚，那么战胜前者的一定是更加的不择手段，这不就是很自然的劣币驱逐良币吗（本作中描述为脏了双手）？
这么理解也无妨，丰俭由人。只是我不这样看，所谓“洗白”还是有作者其他的用意。OP中的现代社会的剪影，剧中“六本木”“寿喜烧”的由来，各种剧中文物与现实的对应，都在力图将安土桃山与当代相连接，展示一种“人类在前进的过程中一些无意的举动甚至可能造就历史，而当事人本身却未必能够感知”的现象。我认为这是山田对当代社会的思考的最好证明，也是我欣赏本作的原因之一。
我有些感慨，思考惯性、刻板印象会多么深刻地影响对信息的理解啊。当所有的超然、深刻都归结于“一笑一笑开玩笑”，都消解于滑稽和颜艺的时候，即使是赞美、理解，它们的出发点也都被掩盖，成为一种不自觉。同时，相反的内容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被叙述为难以克服的人性，高尚亦可以从人性出发找到种种的动机......
动画版本到此为止实在可惜（可能有现实考量）。
在最初的几次观看后，我会产生一种苦闷。我认为我看懂了，但是没完全看懂，只是看见了。我感觉胸有块垒不吐不快，想说些什么，想写些读后感，但是写出来之后，不存在我认为理应具有的深刻——有些东西被忽视了，更重要的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写下这些的时候我有些释然，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最终答案，但深感一切历史（不限于文学作品描绘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人可能是有极限的，但是人民不是。之贯的超然是有限的，后来者未尝不能在逼仄中开一扇窗。
尽管出于某种本能，我翻来覆去地看，每次看之前还是会产生一个不自然的想法：为什么要看？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产生追问的时候，困惑是必然的，抛开一些浅显的外因，比如时间条件、电子榨菜等等，而往往需要求诸于一些的已有表述来解答。
“哦，大概是这样吧”，可能会得出一个暂时的答案。随着时间推移，这个答案伴随着价值观的构建可能会在某一天进一步清晰。这大概是人在某一方面获得精神成长的具象呈现。
起初，我倾向归因于这是因为我对战国历史的喜爱，一种常见于男性的所谓本能的喜欢——崇拜英雄，崇拜枪炮、钢铁，甚至崇拜强权。当然，这不能完美地解释，因为本片不只是“战国三杰”的舞台，也不是由一次次合战构成的故事，反而这些合战更像是故事发生时旁边摆放的一种沙漏，提示时间的钢轮在碾轧着碎石前进。
进一步，我归因于多方势力、文化的繁荣，这种“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境界（脑补浙江口音）”令人神往。有些类似《午夜巴黎》的那种感觉，你能够对这段历史有更加丰满的想象，甚至代入其中，乃至产生“彼可取而代也”一样的感慨。山田芳裕也在努力地营造着战国之梦，给予尽可能多的角色上场的时空条件，无论男女，无论东西。
当社会的捶打和整体的低迷到来的时候，我寻求自身的反思，在这样的反思中偶尔产生一些超然的或者我们今天把它形容为高尚的思考——利他主义。这个“他”可能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是具体的某个人、某群人甚至是一些非人之物。人如何突破自己趋利避害的本能来追求一些更“高”层次的内容，然后成为“人”。（戴锦华老师的观点）
其实《战国鬼才传》本身已经很直白地展示了这种观点，只是当我把“利休”的境界、安土纯白之梦、真正的寂静与利他主义这两方面的内容放在一起时，才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旨趣”，如此相像。
千利休，古田甚至织田长益，都在不断地进行着自身的“力囲希咄”，如千利休对“利休”的解释：经过努力而达成的境界。但是因为千对黑色这种几近病态荒诞的追求，让我忽视了其中有价值的部分——“黑色”是可以随意替换的，只是无数个“他”的其中一种，千利休对黑色教条般的恪守竟然使我思维也变得僵硬起来。如果将之替换为国际主义，千利休就可能是贝特兰，是白求恩，是国际纵队......
而秀吉对纯白之梦的否定“只有卑鄙才能获得认同，高尚的信念反而会招致怀疑”，这样既厚黑又不失真实的论断也具有很强的迷惑性，仿佛在昭示一种颠不破的真理——利己即成功，利他即失败。当荒木选择成为路边大粪的时候，他可以嘲笑织田信长；当织田长益选择成为自我的时候，他反而难逃从长发飘飘变为顶上生花的有乐斋的命运。中年的古田重然在一次次隐忍与自我和解中越爬越高，成为了配得上华丽的大大名，被认为理所应当；山上宗二触动秀吉的逆鳞却往往被批评为迂腐和不近人情。
似乎你我之辈应当如何选择，不言自明。君不可为“物”亡，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仅此而已。超然的、高尚的只能寄希望于天日之昭昭。之贯也在谆谆告诫：人是有极限的，水浅舟大必然灭亡。已然发生的，是历史，是命运，也是一种随时可以将胜利的方程式写好的必然选择。
当然故事的上半部分，山田给了我们希望，这个希望的源头来自德川。
东亚文化圈若有若无的三国与日本战国的关联习惯，以及二者诸多的相似点，导致了人们将德川家康与司马懿父子紧紧绑定，对中国历史有一定认识的人看待两晋的态度通过这样一个链条产生了对德川家康的本能排斥。加上日本维新以来百余年对德川幕府的否定，对德川对立面太阁、真田甚至石田的同情，导致山田给予的这种希望并不足够可靠。如果功利龌龊可以战胜高尚，那么战胜前者的一定是更加的不择手段，这不就是很自然的劣币驱逐良币吗（本作中描述为脏了双手）？
这么理解也无妨，丰俭由人。只是我不这样看，所谓“洗白”还是有作者其他的用意。OP中的现代社会的剪影，剧中“六本木”“寿喜烧”的由来，各种剧中文物与现实的对应，都在力图将安土桃山与当代相连接，展示一种“人类在前进的过程中一些无意的举动甚至可能造就历史，而当事人本身却未必能够感知”的现象。我认为这是山田对当代社会的思考的最好证明，也是我欣赏本作的原因之一。
我有些感慨，思考惯性、刻板印象会多么深刻地影响对信息的理解啊。当所有的超然、深刻都归结于“一笑一笑开玩笑”，都消解于滑稽和颜艺的时候，即使是赞美、理解，它们的出发点也都被掩盖，成为一种不自觉。同时，相反的内容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被叙述为难以克服的人性，高尚亦可以从人性出发找到种种的动机......
动画版本到此为止实在可惜（可能有现实考量）。
在最初的几次观看后，我会产生一种苦闷。我认为我看懂了，但是没完全看懂，只是看见了。我感觉胸有块垒不吐不快，想说些什么，想写些读后感，但是写出来之后，不存在我认为理应具有的深刻——有些东西被忽视了，更重要的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写下这些的时候我有些释然，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最终答案，但深感一切历史（不限于文学作品描绘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人可能是有极限的，但是人民不是。之贯的超然是有限的，后来者未尝不能在逼仄中开一扇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