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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斯堡，歐洲，與義務教育
Izmyhttjohr2021-12-8 01:13 /
哈布斯堡联盟：包括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西班牙帝国和同为其统治的奥地利，同时哈布斯堡奥地利近代以后一直都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正因如此战略上针对哈布斯堡的行为如果战略方向是针对传统神罗领地，则称其为针对神罗，如果针对的是哈布斯堡西班牙王国，则为针对西班牙。
神罗：下文神圣罗马帝国简称。
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奥地利。
西班牙：这里仅限为哈布斯堡西班牙帝国。如遇到西班牙王位继位战争之后的波旁西班牙，则称之为波旁西班牙。
1. 酝酿期的结构发展
关于近代国民教育体系的起源问题，毫无疑问的都会追溯到德国的前身普鲁士的国民义务教育，然而构成普鲁士的这种特殊义务教育体系则是有多方面原因的，这里觉得有必要阐述一下欧陆15世纪前后以来的结构特色。以从结论上验证这种普鲁士对于义务教育这种功能的天然需求性。
首先不能回避的是一套复杂的互为关系的结构。只有讲清楚这种结构，才能相对的正确理解欧陆发展与演进的必然性。我暂时将其形容为通量的流动变化。主要为以下几个具体方面：
虽然是几个方面，但是需要提一个前提——传统的欧洲还是一群封建体系下的领主集团，他们不是统一的，也就无法形成一个有效的少干预的统一市场。作为地方领主领地有限，那么必须依靠贸易来实现资源互补，尤其是在政治权力整合之前（即集权），欧洲彼此相对保持松散联系的小领主需要足够的贸易行为来维持资源互补，否则只能是小规模而简单的自给自足，这种自给自足的状态下也必然是原始落后的——于是传统欧洲随着发展则对经贸有着天然的依赖性。在政治上缺乏集中统一的情况下，这种需求是迫切的。
于是首先就必须面对经济流向的变化。之前欧洲对外经典的东地中海沿岸-巴尔干-意大利和东欧-波罗的沿岸-北海沿岸经贸路线随着东罗马与金帐汗国的衰弱与混乱而变得不稳定，首先是北方罗斯人的崛起，其与蒙古人的战争扰乱了北部经贸路线，在莫斯科消灭了诺夫哥罗德之后这条商路更加惨淡；而南部的土耳其在灭亡东罗马帝国的同时也阻断了经典的南部经贸路线。此时欧洲的两条外贸互补路线几乎完全断掉，除了欧洲自身贸易之外，对外的资源补给亦迫切需要替代商路的出现。于是以寻找新商路的大航海也就自然的因为需求而产生了。
这时的先天优势则是置身欧洲事外的葡萄牙，当然这种探索是难以保密的，于是葡萄牙的行为迅速在欧洲西部产生了连带效果，卡斯蒂亚，法兰西等西欧国家则先后开始了探索行为。而卡斯蒂亚和葡萄牙的先天优势决定了他们在地缘上才能获得先机——欧洲最西部。他们先后发现了美洲和非洲航线，乃至通往遥远的印度与东亚。而随着伊比利亚国家的探索，西欧各国先后都意识到这种先天的地缘优势在经济上带来的新可能性——于是随着经济流向的转移，传统的富庶地区意大利的经济开始逐渐停滞下来，西欧沿海地区的经济则逐渐上行。此即为第一个层面的转移。
而经济上不仅仅是经贸路线和热点的转移，也包括经济的发展与日益活性化 。这种活性化不可避免的在制造区域不平衡的同时，在政治和文化与经济上也制造了一种基础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最终将社会撕裂，以产生新的可能性，在社会意识上，其表现为实际利益为导向的世俗化。于是随着世俗化的日渐深入，欧洲教权和皇权的关系则演变为了世俗化政权之间的关系，社会意识也日渐走向现实主义，为经贸行为的进一步扩大铺路。
与此同时随着东罗马帝国的逐渐衰亡，一大批欧陆传统意义上的东正教区异端文化涌入涌入西欧，尤其是意大利（因为参与搬家的主要还是意大利商人），这时无所谓什么标榜的自由觉醒，在社会体系上仅仅作为一种大量的异文化涌入，从而与原生文化产生剧烈交互，表现为一种文化上的剧烈波动（也需要指出涌入的不只是文化，还有大量的东罗马资产），随着意大利的冲突不断，这些东西则被带出意大利而扩散到其他地方。又结合地方本身的活性化，以更深层的改变。而在比较稳定且传统的天主教区，在文化内核上影响有限，因为相对稳定地区必然伴随有效的世俗权力，先天的西欧世俗权力肯定是建立在天主教思想基础上的，故只有这种波动扩散到了足够远离传统强势政权核心区的时候才能发挥作用（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始终质疑标榜的文艺复兴的巨大作用）。
（一般我们总是忽视北部的经贸路线的重要性，可是经营波罗的海汉萨同盟差不多也就是1400年前后开始衰落，无疑给我们了另一个重要的考量思路，即欧洲队北方商路的需求性）
其次则是世俗政治间的博弈——自法兰克一分为三之后三国的斗争就成了欧洲的主流（让我们暂时排除东罗马帝国的影响），之后这种政治上的斗争则演变为皇帝与教皇的斗争贯穿整个中世纪，但随着哈布斯堡王朝获得稳定的帝位之后，欧洲的政治斗争逐渐走向了世俗，即以神圣罗马帝国，法兰西为主的强权斗争，虽然卡斯蒂亚，阿拉贡，英格兰，瑞典，丹麦，波兰，立陶宛等国先后牵扯其中，但是15世纪以来神罗和法兰西的矛盾显然某种意义上成了欧陆的主要矛盾，又因经贸路线的转移从而让西临大西洋的法兰西随着这种经济流向的改变而逐渐扭转了中世纪以来神罗和法兰西的实力对比——法国在日积月累的优势下得以不断蚕食神圣罗马帝国的小诸侯领地，而神罗皇帝却因为帝国本身的结构松散以及国内选帝侯的强势不得不疲于应付内部问题（但是就某种意义而言神罗这种结构又是超国家的邦联），在传统的欧陆争霸上逐渐丧失原有的优势。随着斗争的进一步加剧，在中世纪末期，这种斗争主要表现在意大利的资源争夺上。
这时作为神罗领内的意大利成了欧陆的蛋糕——神罗，法兰西，西班牙（卡斯蒂亚与阿拉贡联合而成）等欧陆诸强抢夺的重点，于是不可避免的出现了长达百余年的意大利战争，又因为意大利城邦各种势力错综复杂，任一强权都难以在意大利获得绝对优势，乃至于直到19世纪，意大利都处在一种诸多势力混杂而生的分裂状态，也正因如此，各种势力则又得以借助这种复杂关系与当地的富裕而不断介入意大利的政治斗争中来，于是分裂与混乱又导致了频繁的斗争，这种斗争则进一步加剧了意大利的财富流失与社会停滞，并在东方商路阻塞的基础上进一步恶化意大利的经济（土耳其扩张问题），也促成了经济流向转向西欧沿海地区。
当然首先在西欧崛起的是卡斯蒂亚与阿拉贡联合而成的西班牙（期间还伴随着天主教国家卡斯蒂亚针对伊比利亚伊斯兰势力的收复失地运动），新兴的西班牙在法国的南线对其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而随着支持开辟新航路，控制了新经贸路线和大量新大陆殖民地之后（对比西班牙的体量，葡萄牙则可以说微不足道），西班牙在欧陆的话语权进一步加强，甚至可以在西法边境与意大利问题上获得相对的主动——西班牙国王费迪南二世成为了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王国与西西里王国的控制者，并且将其作为遗产留给自己的外孙卡洛斯一世。
卡洛斯一世不仅是西班牙国王，同时他更是其父系哈布斯堡家族的神罗皇帝的继承者（卡洛斯一世是其西班牙国王的王位称号，神罗皇帝的帝位则为查理五世）。此时的哈布斯堡王朝直属领地包括传统的哈布斯堡家族领地（奥地利、匈牙利、波西米亚、西里西亚、米兰、尼德兰等地）以及西班牙王国、那不勒斯王国、西西里王国和撒丁岛，以及新大陆的庞大西属殖民地。曾经互不隶属的地区因为政治联姻最终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哈布斯堡帝国——要知道，这是法兰克帝国以后的欧洲首次出现过的庞大势力。
于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欧洲诸势力不免对这个看似强大的帝国产生出一种政治压力过度的反弹，表现最强烈的是法兰西，其作为神罗传统敌人，在查理五世的大联统时期，其对法战略合围基本完成，使得法兰西在北东南三个方向均被哈布斯堡压制，令其地缘上出现空前的大危机。这时哈布斯堡如果可以一心对付法兰西的话，可以说对其的威胁是致命的。因此这也就奠定了法兰西在之后的欧陆争霸中想尽一切办法来遏制哈布斯堡。
与此同时，15世纪伴随土耳其西征的一路高歌猛进，出现的不仅是东罗马帝国的灭亡，整个巴尔干半岛也逐渐被土耳其所征服，土耳其人的势力则扩张到多瑙河畔与神罗为邻。这时地处中欧的神罗虽然实现了大联统（即西班牙与神罗合并），但是则需要即面对传统西方敌人法兰西，又要在东方应付另一个新崛起的，也是未来几百年的长期敌人——信仰异教（伊斯兰）的土耳其。面对这种政治地缘环境，极具现实主义精神的法兰西则与土耳其一拍即合，1536年迅速结成了渎圣同盟，以针对哈布斯堡联盟。
而哈布斯堡君主长期的天主教热忱，以及与土耳其的长期战争中，使其在天主教世界获得了巨大威望，成为了欧洲天主教的守护者，传统宗教上的地位在欧洲可以说至高无上（虽然一段时间法兰西控制着教皇）。作为神罗皇帝的查理五世也一直期望利用天主教作为精神影响力，来重新整合神圣罗马帝国，实现国家从松散邦联到单一集权的变化。
而为了理解这种行为的初衷，就不得不谈神罗的政治体系本身，其传统领地位于中欧，包括德意志，低地，波西米亚，西里西亚，奥地利，瑞士，意大利北部。除了皇帝直领外，其余都是拥有独立政权的势力，领内财政、司法、行政、军事等基本权力皇帝均无权过问，名义上听命于皇帝（结构上类似于东亚周天子与诸侯的关系）。实际上是否处于皇帝的控制还是看神罗皇帝本身的实力。在欧陆长期的斗争中，神罗的诸侯成了一群摇摆不定的力量。于是神罗本身，更多的是一个松散的超国家邦联，如果皇帝无法将权力下渗以整合帝国，以实现权力集中的话，那么帝国之下的各个诸侯必然是彼此保持高度离散性，并且对神罗皇帝各种企图加强集权的行为都会保持高度警惕，不惜借助任何力量保持独立。
2. 宗教为幌子的地方与中央的权力争夺并伴随国际局势
随着经济与政治逐渐活化的同时，更多势力也开始强化自身政治上的离心合法性（类似现在的无法直接管控的台湾与一国两制的香港，地方势力们介于其间，有控制力和影响力，一定的力量投射，但是却又有离散惯性。），尤其是在远离哈布斯堡和法兰西力量投射范围的地方势力——典型是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诸侯，其中主要为北德意志诸侯。之前随着汉萨同盟的兴盛，北德地区经济逐渐崛起（相对而言），伴随经济的崛起，那么政治上的话语权需求也愈发变得迫切。在传统的邦联体制下，北德地区相对独立，帝国皇帝的力量又鞭长莫及，那么诸侯们则不断地在强化自身的合法独立性，尤其是哈布斯堡实现了西班牙与神罗的大联统之后，其精神上的独立性需求愈发变得强烈。于是乎在这种环境需求下，随着经济增长而产生的文化上的活跃是必然的，那么活跃状态的文化需要释放出来（表现为文化层面的影响力）。可是文化一旦遇到压制的状态就必然产生对抗，于是为了对抗旧意识，新的意识也不可避免的要出现——新教的产生也是必然的了（需指出的是新教产生与经济政治多方面的活性化是伴生的，而不是具有绝对的先后次序，即互为作用，只是方便写文，才采取线性描述）。
新教滋生地不该用形式化教条格式来形容。其本身作为一种激进的新意识，是因为所在地短时间内相对巨大的变化反差而造成的一种必然的文化上的思考。在抽象环境下，即社会结构势差更大，社会动能更大。那么应该是相对社会变动更大的地区才能产生新教：其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在地缘上表现为欧陆强势政权（如维也纳和巴黎）难以直接控制的地区，这种地缘上的难以控制是相对的控制力较弱，即包含距离上的力量衰减，也包含控制与被控制体之间的绝对体量差等方面。
于是更早期的胡斯和之后的路德、加尔文等新教派，先后兴起于波西米亚、北德与北欧地区、瑞士与法国南部，这些都是上文所说的中央权力比较难以投射的地区。
波西米亚虽然紧挨奥地利，但是在13世纪胡斯派在波西米亚传播的时候该地并不属于哈布斯堡的神罗皇帝控制，其领地属于七大选帝侯之一的波西米亚王国；北德意志则是和皇帝直领隔着波西米亚（作为新教传播区域）和南德意志，北欧则非帝国所属的所谓外化之地；瑞士则深居阿尔卑斯山，其扩散区域在法国南部，而法国的中央核心则在巴黎周边。
这里比较有趣的是尼德兰地区，大致以莱茵河为界，南部主要为天主教区，北部则为新教影响。这与查理五世的佛兰德斯伯国领地不无关系，他就出生在佛兰德斯，并且成为帝国统治者之后也长期呆在该地，所以佛兰德斯本为他的基本盘。故为主要的天主教区。在尼德兰北部，莱茵河在地理的相对隔绝，以及经贸活动的频繁则造就了其实用主义为导向的意识，在互为作用下选择新教（即有趋向性才有选择，即使是煽动产生的趋向性）。于是，因为伴随欧洲社会全方位日趋活性化的情况下，欧陆的传统意识形态不可避免的被割裂了。也正因为这种情况下离散性进一步加强，其他势力也积极的借助新教来获得自己的文化话语权，从而取得自身世俗政权的天然合法性。
同时还必须指出的是，尼德兰地区的区位特殊性，首先作为北海-波罗的海经贸路线的西部节点，又作为大西洋经贸路线的东部节点，如果仅仅是这样划分尼德兰并不够特殊，但是尼德兰的另一个关键则是作为莱茵河沿岸贸易的河口节点。连接了德意志腹地与海洋经贸。于是在这个特殊地区形成了一个以尼德兰为核心，包括英格兰东南部（伦敦为主）整个奥属尼德兰延伸到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大西洋上最具吸引力的一个新经贸节点，在帝国强势的时期，其优势是别的经贸节点难以具备的。而隔壁的法兰西则因为早期与英格兰的百年战争使得发展水平难以和尼德兰地区相提并论。
15世纪开始经济区域发展变化主要是东欧开始衰落，西北欧开始上扬。可是西班牙虽然是欧洲最西部，但是地理和政治等多重原因造成了其难以形成有效的集权管理，而且身为西班牙国王的查理五世，其长期战略重心放在了德意志地区，尤其关注佛兰德斯领——毕竟老家，这种一涨一落就相对造成了西班牙更严重的崛起障碍。即使到了其子菲利普二世统治西班牙的时期（查理五世将西班牙和尼德兰留给了儿子菲利普二世，将神圣罗马帝国连同奥地利一起交给了弟弟斐迪南一世），醉心宗教事业的他也很难做整合西班牙，大航海时代使得西属尼德兰的经济崛起因地缘进一步加速，伴随着一种相对的有效增长，西班牙难以抗衡其经贸地位，于是尼德兰不可避免的做为西班牙的经贸中心而存在。尤其是此时西班牙的财收75%来自尼德兰（独立前）。
此时尼德兰作为西班牙飞地其实难以有效管控，而菲利普二世重心放在西班牙之后尼德兰地区日益离心，尤其是已经浸染了新教的北部地区，在沉重的财政负担下，以及英法等国也对尼德兰分离运动进行暗中支持，终使得其北部信仰新教的七省成功独立为七省联合共和国，而随着独立之后的经济强势又进一步刺激了该地区的反天主教意识形态的增长——新教在北部尼德兰迅速发展扩散。主要沿着莱茵河与北海波罗的海沿岸航线而传播到更远的地方。波及整个北德意志。但是莱茵兰地区则因为科隆、特里尔、美因茨大主教区的存在，天主教势力依旧强势。于是在这种一部分区域坚持守旧，一部分区域不断革新的状态下。冲突不可避免的爆发了。
·八十年战争（西班牙）
当这种多方营造的相对动量差积累到极限的时候，尼德兰北部的七个最富庶的省份就宣布自西班牙独立，成立七省联合共和国。就此哈布斯堡联盟的西班牙就开始了漫长的八十年战争。
作为宗主国西班牙极力压制七省联合共和国独立，但是欧陆诸强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哈布斯堡联盟长期存在（西班牙-神罗），那么基于这种契机而进行破坏也就是必然的事，于是法兰西和英格兰间接与直接的大力支持尼德兰北部的独立，这显然是对西班牙的一种巨大削弱，为此1570-1650年间英国和荷兰先后和西班牙展开了英西战争与荷兰独立战争。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西班牙也无力收回荷兰控制权（西班牙帝国先后两次破产），英荷也因为自身损耗过大无法再战。故三方促成合约，荷兰则获得独立地位。
然而这对于哈布斯堡联盟只是削弱了西班牙帝国，下一个目标则是神圣罗马帝国。随着宗教改革以来新教在北德地区肆无忌惮的传播，几乎整个北德都成了新教的控制范围，虽然路德宗1588年以后虽然路德宗受到了新的压制，但是这无法改变天主教与新教诸派之间的矛盾与斗争。矛盾在持续的加码之中，直到受到法国暗中支持的新教联盟公然与皇帝决裂。
·三十年战争（神罗）
八十年战争前半段与法国宗教战争同时发生，而后半段则与三十年战争一起发生。
3. 威斯特伐利亚以后的发展
战后恢复期
大北方战争-普俄上位，其共同敌人瑞典波兰衰败，普鲁士收回波美拉尼亚，获得西普鲁士。
自此才算普鲁士才算相对稳定下来，并开始发迹。同期开始执行义务教育。
自身强化达到一个瓶颈。内卷性的策略虽然提供了更高的通量——即所谓先天的秩序性教育配合严密的管理体系造就了一支高效的军队，而这支军队某种意义上就是国家最优先也是最需要第一产出的东西。在之后的几次西里西亚战争普军已经能做到和奥军平分秋色，这在三十年战争时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时期的普鲁士教育是强制的，服从性的并且配合其整体社会政策而推进的。不是一个单一的存在。
于是面对整体的内卷化政策 -所谓传统的加强集权，控制力下渗，并伴随教育的自下而上的将人力向上推送，实现在一个相对中位的位置将上层控制力与下层人力结合了起来。
可是普鲁士虽然完成了一种相对集中化的权力结构塑造，可是实际上因为需要将更底层的平民的生产力解放出来却在地方遇到了阻力，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教育政策的受阻。一方面是平民家庭拒绝将儿童的劳动力浪费在教育上面（即使是国家买单），另一方面上层贵族也对平民提升识字率掌握知识之后产生的阶级活化（鸡儿还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社会暴动的剧烈程度与扩散广度）感到恐惧。于是在18世纪末普鲁士的教育政策渗透停滞了。社会阻力与政策侵彻能力对等，构成了一种结构上的巧妙平衡。于是迟至拿破仑战争普鲁士彻底失败以前，这种现象都没有改变。
德国思想界的活跃-
4. 拿破仑战争（德意志教育体系的真正改善-洪堡改革）
这场战争摧毁了普鲁士的军队，也同样动摇了作为普鲁士军队基础的旧贵族。耶拿的失败可以说击毁了普鲁士的保守派力量，同时法国的强大也为普鲁士带来了巨大的外部压力。因此1807年作为整体政策的一部分，教育改革也开始了——即所谓著名的洪堡改革。自此教育得以逐渐下渗到普通平民家庭的儿童，虽然传统的秩序教育依旧是主导形式，但是课程，教学方式以及教学体系已经与前期普鲁士教育已经大有不同。科学的地位逐渐上升，世俗哲学也在不断挑战和替代宗教的地位（虽然这个时间可能更早就出现了），
拿战之后的保守势力反弹。
生产力与社会需求的强制要求。不仅要求生产本身，还有统一的德意志。
5. 德意志统一以后
因为吸入了大量的其他德意志诸侯，德意志第二帝国又面临一个一样的问题，传统德意志地区的离心力，为了克服这种离心力，那么自然而然，就必须重塑德意志民族，于是民族主义又再一次被重视。可是帝国的形成也消除了之前彼此的诸侯之间的壁垒，从某种方面而言，又不约而同的强化了帝国本身。不过与其说是重视，倒不如说是一种天然的普遍存在于德意志第二帝国社会中的向心力，于是这种向心力就很自然的融入到了社会精神之中——子19世纪初以来的德意志泛民族主义也在各诸侯领内推动这种凝聚，那么也很容易渗透到帝国的教育中，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现象，帝国在民族主义中崛起，并不断的强化民族主义，以维持帝国社会的稳固，随着物理上和精神上的桎梏被拆除，德意志先天的秩序化的优势便体现了出来，义务教育体系配合相对完善的阶梯式教育与教师培育系统促成了一个严密的高质量人力资源生产线（相对而言为学术研发类人才）。
于是我觉得不是德意志赶上了二工，而是德意志的教育产生的巨大人力资源在产业与学术两个方向的推进才产生了二工。另一方面则是继承了普鲁士教育体系的美国。随着德国的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对受到培训的技术性工种需求更大，实科中学和技术中学就产生并快速发展了起来。此时产业的发展并非能主动推动学术运作，而是首先为前端研发提供基础物质条件，其次，配合逐渐发展的产业链，能够将科技更快的转化为产能。工人的技术改进这时候同样很重要，但是主导工业革命本身的已经成了学术。学术摆脱了宗教的桎梏，逐渐发展起来，构成社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功能化部分。作为传统西欧国家，德国的宗教
6. 魏玛教育发展
帝国覆灭，进入共和国阶段，由于战败国所以政府权力被国际极大限制，于是在政府的低干预度下，共和国的教育反而呈现出一种多元化，这里不能说多元化的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虽然营造出一种相对和谐的学术气氛，但是在战后缺乏政府的积极介入下（甚至可能是政府主动地执行消极介入的策略），教育本身受到社会本身的思潮影响作用就更大，战败的身份，以及各种阴谋论交织又促成了民族主义的又一次反弹，在这种环境下进一步催生出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
7. 纳粹帝国的发展
1933纳粹帝国取代魏玛，伴随而来的可以说是德意志教育体系的最大紧缩。种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被扩大化，政治空前的渗入到教育中来，这种政治显然是政治的意识形态，而不是政治对教育体系的灵活管理。此时期可以说是德意志学术体系的一次大打击。不仅是大量的人才流失，学术与教育体系也被完全的政治化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一种过度的秩序化，当然这种过度的秩序化在个人根本物质需求得到保障的时候也并不会受到过多的反对就是了）。
强制的帝国式教育被迅速的在国内推广开来。
这里必须讲明纳粹虽然将文教行为高度政治化了，这种政治化带来的是学术体系失活。可是因为高度秩序化又导致了学术研究着眼于政府需求，方向性极强。单位方向上的投入与支持都是非介入状态下不可比拟的（当然我也不会否认，主动地制造人才大量流失已经从量上改变了德国学术体系的综合能力与相对低位）。
神罗：下文神圣罗马帝国简称。
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奥地利。
西班牙：这里仅限为哈布斯堡西班牙帝国。如遇到西班牙王位继位战争之后的波旁西班牙，则称之为波旁西班牙。
1. 酝酿期的结构发展
关于近代国民教育体系的起源问题，毫无疑问的都会追溯到德国的前身普鲁士的国民义务教育，然而构成普鲁士的这种特殊义务教育体系则是有多方面原因的，这里觉得有必要阐述一下欧陆15世纪前后以来的结构特色。以从结论上验证这种普鲁士对于义务教育这种功能的天然需求性。
首先不能回避的是一套复杂的互为关系的结构。只有讲清楚这种结构，才能相对的正确理解欧陆发展与演进的必然性。我暂时将其形容为通量的流动变化。主要为以下几个具体方面：
虽然是几个方面，但是需要提一个前提——传统的欧洲还是一群封建体系下的领主集团，他们不是统一的，也就无法形成一个有效的少干预的统一市场。作为地方领主领地有限，那么必须依靠贸易来实现资源互补，尤其是在政治权力整合之前（即集权），欧洲彼此相对保持松散联系的小领主需要足够的贸易行为来维持资源互补，否则只能是小规模而简单的自给自足，这种自给自足的状态下也必然是原始落后的——于是传统欧洲随着发展则对经贸有着天然的依赖性。在政治上缺乏集中统一的情况下，这种需求是迫切的。
于是首先就必须面对经济流向的变化。之前欧洲对外经典的东地中海沿岸-巴尔干-意大利和东欧-波罗的沿岸-北海沿岸经贸路线随着东罗马与金帐汗国的衰弱与混乱而变得不稳定，首先是北方罗斯人的崛起，其与蒙古人的战争扰乱了北部经贸路线，在莫斯科消灭了诺夫哥罗德之后这条商路更加惨淡；而南部的土耳其在灭亡东罗马帝国的同时也阻断了经典的南部经贸路线。此时欧洲的两条外贸互补路线几乎完全断掉，除了欧洲自身贸易之外，对外的资源补给亦迫切需要替代商路的出现。于是以寻找新商路的大航海也就自然的因为需求而产生了。
这时的先天优势则是置身欧洲事外的葡萄牙，当然这种探索是难以保密的，于是葡萄牙的行为迅速在欧洲西部产生了连带效果，卡斯蒂亚，法兰西等西欧国家则先后开始了探索行为。而卡斯蒂亚和葡萄牙的先天优势决定了他们在地缘上才能获得先机——欧洲最西部。他们先后发现了美洲和非洲航线，乃至通往遥远的印度与东亚。而随着伊比利亚国家的探索，西欧各国先后都意识到这种先天的地缘优势在经济上带来的新可能性——于是随着经济流向的转移，传统的富庶地区意大利的经济开始逐渐停滞下来，西欧沿海地区的经济则逐渐上行。此即为第一个层面的转移。
而经济上不仅仅是经贸路线和热点的转移，也包括经济的发展与日益活性化 。这种活性化不可避免的在制造区域不平衡的同时，在政治和文化与经济上也制造了一种基础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最终将社会撕裂，以产生新的可能性，在社会意识上，其表现为实际利益为导向的世俗化。于是随着世俗化的日渐深入，欧洲教权和皇权的关系则演变为了世俗化政权之间的关系，社会意识也日渐走向现实主义，为经贸行为的进一步扩大铺路。
与此同时随着东罗马帝国的逐渐衰亡，一大批欧陆传统意义上的东正教区异端文化涌入涌入西欧，尤其是意大利（因为参与搬家的主要还是意大利商人），这时无所谓什么标榜的自由觉醒，在社会体系上仅仅作为一种大量的异文化涌入，从而与原生文化产生剧烈交互，表现为一种文化上的剧烈波动（也需要指出涌入的不只是文化，还有大量的东罗马资产），随着意大利的冲突不断，这些东西则被带出意大利而扩散到其他地方。又结合地方本身的活性化，以更深层的改变。而在比较稳定且传统的天主教区，在文化内核上影响有限，因为相对稳定地区必然伴随有效的世俗权力，先天的西欧世俗权力肯定是建立在天主教思想基础上的，故只有这种波动扩散到了足够远离传统强势政权核心区的时候才能发挥作用（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始终质疑标榜的文艺复兴的巨大作用）。
（一般我们总是忽视北部的经贸路线的重要性，可是经营波罗的海汉萨同盟差不多也就是1400年前后开始衰落，无疑给我们了另一个重要的考量思路，即欧洲队北方商路的需求性）
其次则是世俗政治间的博弈——自法兰克一分为三之后三国的斗争就成了欧洲的主流（让我们暂时排除东罗马帝国的影响），之后这种政治上的斗争则演变为皇帝与教皇的斗争贯穿整个中世纪，但随着哈布斯堡王朝获得稳定的帝位之后，欧洲的政治斗争逐渐走向了世俗，即以神圣罗马帝国，法兰西为主的强权斗争，虽然卡斯蒂亚，阿拉贡，英格兰，瑞典，丹麦，波兰，立陶宛等国先后牵扯其中，但是15世纪以来神罗和法兰西的矛盾显然某种意义上成了欧陆的主要矛盾，又因经贸路线的转移从而让西临大西洋的法兰西随着这种经济流向的改变而逐渐扭转了中世纪以来神罗和法兰西的实力对比——法国在日积月累的优势下得以不断蚕食神圣罗马帝国的小诸侯领地，而神罗皇帝却因为帝国本身的结构松散以及国内选帝侯的强势不得不疲于应付内部问题（但是就某种意义而言神罗这种结构又是超国家的邦联），在传统的欧陆争霸上逐渐丧失原有的优势。随着斗争的进一步加剧，在中世纪末期，这种斗争主要表现在意大利的资源争夺上。
这时作为神罗领内的意大利成了欧陆的蛋糕——神罗，法兰西，西班牙（卡斯蒂亚与阿拉贡联合而成）等欧陆诸强抢夺的重点，于是不可避免的出现了长达百余年的意大利战争，又因为意大利城邦各种势力错综复杂，任一强权都难以在意大利获得绝对优势，乃至于直到19世纪，意大利都处在一种诸多势力混杂而生的分裂状态，也正因如此，各种势力则又得以借助这种复杂关系与当地的富裕而不断介入意大利的政治斗争中来，于是分裂与混乱又导致了频繁的斗争，这种斗争则进一步加剧了意大利的财富流失与社会停滞，并在东方商路阻塞的基础上进一步恶化意大利的经济（土耳其扩张问题），也促成了经济流向转向西欧沿海地区。
当然首先在西欧崛起的是卡斯蒂亚与阿拉贡联合而成的西班牙（期间还伴随着天主教国家卡斯蒂亚针对伊比利亚伊斯兰势力的收复失地运动），新兴的西班牙在法国的南线对其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而随着支持开辟新航路，控制了新经贸路线和大量新大陆殖民地之后（对比西班牙的体量，葡萄牙则可以说微不足道），西班牙在欧陆的话语权进一步加强，甚至可以在西法边境与意大利问题上获得相对的主动——西班牙国王费迪南二世成为了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王国与西西里王国的控制者，并且将其作为遗产留给自己的外孙卡洛斯一世。
卡洛斯一世不仅是西班牙国王，同时他更是其父系哈布斯堡家族的神罗皇帝的继承者（卡洛斯一世是其西班牙国王的王位称号，神罗皇帝的帝位则为查理五世）。此时的哈布斯堡王朝直属领地包括传统的哈布斯堡家族领地（奥地利、匈牙利、波西米亚、西里西亚、米兰、尼德兰等地）以及西班牙王国、那不勒斯王国、西西里王国和撒丁岛，以及新大陆的庞大西属殖民地。曾经互不隶属的地区因为政治联姻最终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哈布斯堡帝国——要知道，这是法兰克帝国以后的欧洲首次出现过的庞大势力。
于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欧洲诸势力不免对这个看似强大的帝国产生出一种政治压力过度的反弹，表现最强烈的是法兰西，其作为神罗传统敌人，在查理五世的大联统时期，其对法战略合围基本完成，使得法兰西在北东南三个方向均被哈布斯堡压制，令其地缘上出现空前的大危机。这时哈布斯堡如果可以一心对付法兰西的话，可以说对其的威胁是致命的。因此这也就奠定了法兰西在之后的欧陆争霸中想尽一切办法来遏制哈布斯堡。
与此同时，15世纪伴随土耳其西征的一路高歌猛进，出现的不仅是东罗马帝国的灭亡，整个巴尔干半岛也逐渐被土耳其所征服，土耳其人的势力则扩张到多瑙河畔与神罗为邻。这时地处中欧的神罗虽然实现了大联统（即西班牙与神罗合并），但是则需要即面对传统西方敌人法兰西，又要在东方应付另一个新崛起的，也是未来几百年的长期敌人——信仰异教（伊斯兰）的土耳其。面对这种政治地缘环境，极具现实主义精神的法兰西则与土耳其一拍即合，1536年迅速结成了渎圣同盟，以针对哈布斯堡联盟。
而哈布斯堡君主长期的天主教热忱，以及与土耳其的长期战争中，使其在天主教世界获得了巨大威望，成为了欧洲天主教的守护者，传统宗教上的地位在欧洲可以说至高无上（虽然一段时间法兰西控制着教皇）。作为神罗皇帝的查理五世也一直期望利用天主教作为精神影响力，来重新整合神圣罗马帝国，实现国家从松散邦联到单一集权的变化。
而为了理解这种行为的初衷，就不得不谈神罗的政治体系本身，其传统领地位于中欧，包括德意志，低地，波西米亚，西里西亚，奥地利，瑞士，意大利北部。除了皇帝直领外，其余都是拥有独立政权的势力，领内财政、司法、行政、军事等基本权力皇帝均无权过问，名义上听命于皇帝（结构上类似于东亚周天子与诸侯的关系）。实际上是否处于皇帝的控制还是看神罗皇帝本身的实力。在欧陆长期的斗争中，神罗的诸侯成了一群摇摆不定的力量。于是神罗本身，更多的是一个松散的超国家邦联，如果皇帝无法将权力下渗以整合帝国，以实现权力集中的话，那么帝国之下的各个诸侯必然是彼此保持高度离散性，并且对神罗皇帝各种企图加强集权的行为都会保持高度警惕，不惜借助任何力量保持独立。
2. 宗教为幌子的地方与中央的权力争夺并伴随国际局势
随着经济与政治逐渐活化的同时，更多势力也开始强化自身政治上的离心合法性（类似现在的无法直接管控的台湾与一国两制的香港，地方势力们介于其间，有控制力和影响力，一定的力量投射，但是却又有离散惯性。），尤其是在远离哈布斯堡和法兰西力量投射范围的地方势力——典型是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诸侯，其中主要为北德意志诸侯。之前随着汉萨同盟的兴盛，北德地区经济逐渐崛起（相对而言），伴随经济的崛起，那么政治上的话语权需求也愈发变得迫切。在传统的邦联体制下，北德地区相对独立，帝国皇帝的力量又鞭长莫及，那么诸侯们则不断地在强化自身的合法独立性，尤其是哈布斯堡实现了西班牙与神罗的大联统之后，其精神上的独立性需求愈发变得强烈。于是乎在这种环境需求下，随着经济增长而产生的文化上的活跃是必然的，那么活跃状态的文化需要释放出来（表现为文化层面的影响力）。可是文化一旦遇到压制的状态就必然产生对抗，于是为了对抗旧意识，新的意识也不可避免的要出现——新教的产生也是必然的了（需指出的是新教产生与经济政治多方面的活性化是伴生的，而不是具有绝对的先后次序，即互为作用，只是方便写文，才采取线性描述）。
新教滋生地不该用形式化教条格式来形容。其本身作为一种激进的新意识，是因为所在地短时间内相对巨大的变化反差而造成的一种必然的文化上的思考。在抽象环境下，即社会结构势差更大，社会动能更大。那么应该是相对社会变动更大的地区才能产生新教：其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在地缘上表现为欧陆强势政权（如维也纳和巴黎）难以直接控制的地区，这种地缘上的难以控制是相对的控制力较弱，即包含距离上的力量衰减，也包含控制与被控制体之间的绝对体量差等方面。
于是更早期的胡斯和之后的路德、加尔文等新教派，先后兴起于波西米亚、北德与北欧地区、瑞士与法国南部，这些都是上文所说的中央权力比较难以投射的地区。
波西米亚虽然紧挨奥地利，但是在13世纪胡斯派在波西米亚传播的时候该地并不属于哈布斯堡的神罗皇帝控制，其领地属于七大选帝侯之一的波西米亚王国；北德意志则是和皇帝直领隔着波西米亚（作为新教传播区域）和南德意志，北欧则非帝国所属的所谓外化之地；瑞士则深居阿尔卑斯山，其扩散区域在法国南部，而法国的中央核心则在巴黎周边。
这里比较有趣的是尼德兰地区，大致以莱茵河为界，南部主要为天主教区，北部则为新教影响。这与查理五世的佛兰德斯伯国领地不无关系，他就出生在佛兰德斯，并且成为帝国统治者之后也长期呆在该地，所以佛兰德斯本为他的基本盘。故为主要的天主教区。在尼德兰北部，莱茵河在地理的相对隔绝，以及经贸活动的频繁则造就了其实用主义为导向的意识，在互为作用下选择新教（即有趋向性才有选择，即使是煽动产生的趋向性）。于是，因为伴随欧洲社会全方位日趋活性化的情况下，欧陆的传统意识形态不可避免的被割裂了。也正因为这种情况下离散性进一步加强，其他势力也积极的借助新教来获得自己的文化话语权，从而取得自身世俗政权的天然合法性。
同时还必须指出的是，尼德兰地区的区位特殊性，首先作为北海-波罗的海经贸路线的西部节点，又作为大西洋经贸路线的东部节点，如果仅仅是这样划分尼德兰并不够特殊，但是尼德兰的另一个关键则是作为莱茵河沿岸贸易的河口节点。连接了德意志腹地与海洋经贸。于是在这个特殊地区形成了一个以尼德兰为核心，包括英格兰东南部（伦敦为主）整个奥属尼德兰延伸到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大西洋上最具吸引力的一个新经贸节点，在帝国强势的时期，其优势是别的经贸节点难以具备的。而隔壁的法兰西则因为早期与英格兰的百年战争使得发展水平难以和尼德兰地区相提并论。
15世纪开始经济区域发展变化主要是东欧开始衰落，西北欧开始上扬。可是西班牙虽然是欧洲最西部，但是地理和政治等多重原因造成了其难以形成有效的集权管理，而且身为西班牙国王的查理五世，其长期战略重心放在了德意志地区，尤其关注佛兰德斯领——毕竟老家，这种一涨一落就相对造成了西班牙更严重的崛起障碍。即使到了其子菲利普二世统治西班牙的时期（查理五世将西班牙和尼德兰留给了儿子菲利普二世，将神圣罗马帝国连同奥地利一起交给了弟弟斐迪南一世），醉心宗教事业的他也很难做整合西班牙，大航海时代使得西属尼德兰的经济崛起因地缘进一步加速，伴随着一种相对的有效增长，西班牙难以抗衡其经贸地位，于是尼德兰不可避免的做为西班牙的经贸中心而存在。尤其是此时西班牙的财收75%来自尼德兰（独立前）。
此时尼德兰作为西班牙飞地其实难以有效管控，而菲利普二世重心放在西班牙之后尼德兰地区日益离心，尤其是已经浸染了新教的北部地区，在沉重的财政负担下，以及英法等国也对尼德兰分离运动进行暗中支持，终使得其北部信仰新教的七省成功独立为七省联合共和国，而随着独立之后的经济强势又进一步刺激了该地区的反天主教意识形态的增长——新教在北部尼德兰迅速发展扩散。主要沿着莱茵河与北海波罗的海沿岸航线而传播到更远的地方。波及整个北德意志。但是莱茵兰地区则因为科隆、特里尔、美因茨大主教区的存在，天主教势力依旧强势。于是在这种一部分区域坚持守旧，一部分区域不断革新的状态下。冲突不可避免的爆发了。
·八十年战争（西班牙）
当这种多方营造的相对动量差积累到极限的时候，尼德兰北部的七个最富庶的省份就宣布自西班牙独立，成立七省联合共和国。就此哈布斯堡联盟的西班牙就开始了漫长的八十年战争。
作为宗主国西班牙极力压制七省联合共和国独立，但是欧陆诸强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哈布斯堡联盟长期存在（西班牙-神罗），那么基于这种契机而进行破坏也就是必然的事，于是法兰西和英格兰间接与直接的大力支持尼德兰北部的独立，这显然是对西班牙的一种巨大削弱，为此1570-1650年间英国和荷兰先后和西班牙展开了英西战争与荷兰独立战争。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西班牙也无力收回荷兰控制权（西班牙帝国先后两次破产），英荷也因为自身损耗过大无法再战。故三方促成合约，荷兰则获得独立地位。
然而这对于哈布斯堡联盟只是削弱了西班牙帝国，下一个目标则是神圣罗马帝国。随着宗教改革以来新教在北德地区肆无忌惮的传播，几乎整个北德都成了新教的控制范围，虽然路德宗1588年以后虽然路德宗受到了新的压制，但是这无法改变天主教与新教诸派之间的矛盾与斗争。矛盾在持续的加码之中，直到受到法国暗中支持的新教联盟公然与皇帝决裂。
·三十年战争（神罗）
八十年战争前半段与法国宗教战争同时发生，而后半段则与三十年战争一起发生。
3. 威斯特伐利亚以后的发展
战后恢复期
大北方战争-普俄上位，其共同敌人瑞典波兰衰败，普鲁士收回波美拉尼亚，获得西普鲁士。
自此才算普鲁士才算相对稳定下来，并开始发迹。同期开始执行义务教育。
自身强化达到一个瓶颈。内卷性的策略虽然提供了更高的通量——即所谓先天的秩序性教育配合严密的管理体系造就了一支高效的军队，而这支军队某种意义上就是国家最优先也是最需要第一产出的东西。在之后的几次西里西亚战争普军已经能做到和奥军平分秋色，这在三十年战争时期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时期的普鲁士教育是强制的，服从性的并且配合其整体社会政策而推进的。不是一个单一的存在。
于是面对整体的内卷化政策 -所谓传统的加强集权，控制力下渗，并伴随教育的自下而上的将人力向上推送，实现在一个相对中位的位置将上层控制力与下层人力结合了起来。
可是普鲁士虽然完成了一种相对集中化的权力结构塑造，可是实际上因为需要将更底层的平民的生产力解放出来却在地方遇到了阻力，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教育政策的受阻。一方面是平民家庭拒绝将儿童的劳动力浪费在教育上面（即使是国家买单），另一方面上层贵族也对平民提升识字率掌握知识之后产生的阶级活化（鸡儿还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社会暴动的剧烈程度与扩散广度）感到恐惧。于是在18世纪末普鲁士的教育政策渗透停滞了。社会阻力与政策侵彻能力对等，构成了一种结构上的巧妙平衡。于是迟至拿破仑战争普鲁士彻底失败以前，这种现象都没有改变。
德国思想界的活跃-
4. 拿破仑战争（德意志教育体系的真正改善-洪堡改革）
这场战争摧毁了普鲁士的军队，也同样动摇了作为普鲁士军队基础的旧贵族。耶拿的失败可以说击毁了普鲁士的保守派力量，同时法国的强大也为普鲁士带来了巨大的外部压力。因此1807年作为整体政策的一部分，教育改革也开始了——即所谓著名的洪堡改革。自此教育得以逐渐下渗到普通平民家庭的儿童，虽然传统的秩序教育依旧是主导形式，但是课程，教学方式以及教学体系已经与前期普鲁士教育已经大有不同。科学的地位逐渐上升，世俗哲学也在不断挑战和替代宗教的地位（虽然这个时间可能更早就出现了），
拿战之后的保守势力反弹。
生产力与社会需求的强制要求。不仅要求生产本身，还有统一的德意志。
5. 德意志统一以后
因为吸入了大量的其他德意志诸侯，德意志第二帝国又面临一个一样的问题，传统德意志地区的离心力，为了克服这种离心力，那么自然而然，就必须重塑德意志民族，于是民族主义又再一次被重视。可是帝国的形成也消除了之前彼此的诸侯之间的壁垒，从某种方面而言，又不约而同的强化了帝国本身。不过与其说是重视，倒不如说是一种天然的普遍存在于德意志第二帝国社会中的向心力，于是这种向心力就很自然的融入到了社会精神之中——子19世纪初以来的德意志泛民族主义也在各诸侯领内推动这种凝聚，那么也很容易渗透到帝国的教育中，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现象，帝国在民族主义中崛起，并不断的强化民族主义，以维持帝国社会的稳固，随着物理上和精神上的桎梏被拆除，德意志先天的秩序化的优势便体现了出来，义务教育体系配合相对完善的阶梯式教育与教师培育系统促成了一个严密的高质量人力资源生产线（相对而言为学术研发类人才）。
于是我觉得不是德意志赶上了二工，而是德意志的教育产生的巨大人力资源在产业与学术两个方向的推进才产生了二工。另一方面则是继承了普鲁士教育体系的美国。随着德国的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对受到培训的技术性工种需求更大，实科中学和技术中学就产生并快速发展了起来。此时产业的发展并非能主动推动学术运作，而是首先为前端研发提供基础物质条件，其次，配合逐渐发展的产业链，能够将科技更快的转化为产能。工人的技术改进这时候同样很重要，但是主导工业革命本身的已经成了学术。学术摆脱了宗教的桎梏，逐渐发展起来，构成社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功能化部分。作为传统西欧国家，德国的宗教
6. 魏玛教育发展
帝国覆灭，进入共和国阶段，由于战败国所以政府权力被国际极大限制，于是在政府的低干预度下，共和国的教育反而呈现出一种多元化，这里不能说多元化的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虽然营造出一种相对和谐的学术气氛，但是在战后缺乏政府的积极介入下（甚至可能是政府主动地执行消极介入的策略），教育本身受到社会本身的思潮影响作用就更大，战败的身份，以及各种阴谋论交织又促成了民族主义的又一次反弹，在这种环境下进一步催生出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
7. 纳粹帝国的发展
1933纳粹帝国取代魏玛，伴随而来的可以说是德意志教育体系的最大紧缩。种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被扩大化，政治空前的渗入到教育中来，这种政治显然是政治的意识形态，而不是政治对教育体系的灵活管理。此时期可以说是德意志学术体系的一次大打击。不仅是大量的人才流失，学术与教育体系也被完全的政治化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一种过度的秩序化，当然这种过度的秩序化在个人根本物质需求得到保障的时候也并不会受到过多的反对就是了）。
强制的帝国式教育被迅速的在国内推广开来。
这里必须讲明纳粹虽然将文教行为高度政治化了，这种政治化带来的是学术体系失活。可是因为高度秩序化又导致了学术研究着眼于政府需求，方向性极强。单位方向上的投入与支持都是非介入状态下不可比拟的（当然我也不会否认，主动地制造人才大量流失已经从量上改变了德国学术体系的综合能力与相对低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