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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

本书导论所引的梅里安关于金凤花作为堕胎药的记载直击要害，尖锐地将堕胎置于殖民地斗争中，指出这是奴隶反抗的一种方式。当时的见证者和现在的历史学家已经发现了奴隶的多种反抗方式，其中一种是男性奴隶为主的武力暴乱。例如，斯特德曼生动地描述了苏里南的游击队武装冲突，在18世纪苏里南的5000荷兰人雇用了1500名士兵，希望能制约殖民地的75000名奴隶。这些士兵忙得不可开交，还要对付“逃亡奴隶”，那些奴隶会逃到内陆腹地，据说逃跑之前会放火烧掉种植园，剖开种植园主老情人怀孕的大肚子，毒死整个种植园的所有活物，不管是牛马还是欧洲人和奴隶，只需要一个指甲缝里藏的那点毒药就够了，根本无法察觉。

其他日常惯用的反抗方法还包括装病，假装最简单的活儿都干不了，傲慢无礼、不听命令、无理取闹，想尽办法捣乱。甚至还有记载称，奴隶会用自杀刁难主人，从而将自己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已知的反抗方法有咬舌自尽，吃脏东西，跳进熬蔗糖的大锅，“一箭双雕，让暴君同时失去收成和仆人”。而堕胎只不过是多种反抗形式中的一种，当时的不少评论者也认同这种看法。历史学家芭芭拉·布什（Barbara Bush）曾强调，在种植园经济中，种植园主要求“黑人”生育就如同希望牛马产仔，拒绝繁育变成了一种政治行为。

奴隶妇女不顾一切甘愿冒险堕胎是迫于西印度群岛两种截然不同的性经济压迫：一是为了种植园产业和财富沦为“生育工具”，二是沦为性工具，她们不得不为岛上的种植园主、士兵和船员提供性服务，当然也包括她们自己的丈夫和情人，在种植园的经济结构中，奴隶中的男性人数远多于女性。女奴清楚地明白，堕胎可以让自己的孩子摆脱被奴役的命运，不管生父是谁，孩子的法定身份都和母亲是一样的。早在1671年，多米尼加牧师让-巴蒂斯特·迪泰尔特就证实，一名瓜德罗普岛奴隶妇女拒绝结婚，尽管她的主人同意买下任何她喜欢的男人，她说：“我已经够悲惨了，如果生孩子，他/她只会过得比我更可怜”。将近一个世纪，政治关系变得极为紧张，爱德华·隆再次指出，奴隶“拒绝结婚是不想让后代生而为奴，遭受这么残忍的主人压迫”。

迫使奴隶堕胎的殖民地性经济受到几个因素的驱动：欧洲男性想当然地认为可以恣意占有黑人女性，殖民地人口结构极为年轻化，殖民地的生活缺乏法律制约，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殖民地的主要人口——不管是欧洲人还是非洲人、自由人还是奴隶——都是暴躁的男性。欧洲人自1494年首次登陆加勒比地区以来，定居者都是以男性为主。为了在新大陆建立殖民地，克里斯多夫·哥伦布第二次航海时带着1500个人，在17艘船组成的探险队中，有大量的牲口、种子和植物，一位医生、一位地图绘制员、几位牧师，但没有一名女性。哥伦布的队伍搜寻印第安人、急需的食物、住处、劳力，以及当地女性提供的性服务。最早的一批西班牙女性于1497年跨越大西洋，但依然远远满足不了需求。西班牙女性人口的短缺，加上没有禁止异族通婚的法律或成见，不少西班牙男性娶美洲印第安人为妻，到1514年时，1/3的男性与本地女性同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