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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

本书作者、写作背景及几点注意

本书作者是强世功老师，p大社会科学部副部长，国内最知名的左派国家主义者之一，曾于2004-2007年在香港中联办工作。本书即为他离开中联办后，于2007-2008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专栏文章的合集。强老师是“两施”之一“纳粹桂冠法学家”卡尔·施米特在中国的主要推手，主权理论、政治决断主义也是本书最重要的理论资源，这是需要注意的第一点。

本书被收入“‘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丛书，丛书主编为甘阳，t大新雅书院院长，国内最知名的左派国家主义者之一，“两施”中另一“施”列奥·施特劳斯在中国的主要推手，中国“施派”。

本书完成于2008年。相对于香港的时代小背景，是香港民主派与人大“双普选”（普选行政长官、普选立法会议员）之争告一段落，人大约定香港可于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该约定已于2014年被《一国两制白皮书》打破，当年香港爆发占领中环运动）。相对于中国的时代大背景，则是胡时代所提出的“和谐社会”理论。

较之于江时代带有机会主义色彩的“三个代表”理论，胡时代的“和谐社会”理论经常被认为是儒家古典传统在中国的复兴：不同于江时代将国家绩效建立在经济增长上，胡时代更注重国家的道德绩效，即保护弱势群体、关心社会不平等，被视为是承担儒家的“道义责任”，丛书主编甘阳就将这种国家形态称为“儒家社会主义”。

胡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左派知识分子热衷于“发现古典”的时代，即从儒家传统——尤其是儒家政治理想与毛时代的连贯性——中寻找当今中国的合法性来源的时代。除了甘阳的“儒家社会主义”外，还有赵汀阳的“天下体系”、刘小枫的“毛泽东国父论”等，强老师对中国建制问题的关注同样可以归于这个思想序列之中，因此本书也出现大量关于儒家政治理想、传统中国治理经验以及可能的儒家现代性的讨论。这是需要注意的第二点。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本书所关注的是香港的建制问题，或者说大陆与香港作为中央与边疆的关系问题，是政治体与政治体之间的主权与治权问题，并不涉及香港如何走向民主。本书虽然不与这次的“暴乱”直接相关，但想必也无人否认大陆是决定香港未来命运最关键的因素。了解一下中央智囊如何看待香港问题总是好的。

《无言的幽怨》、《九龙城寨与香港大学》、《帝国的技艺》

讨论香港问题不可能脱离殖民视角，而从殖民视角出发，又不可能忽视五十年来殖民统治与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民族解放运动与国际共运的合流以及毛主义“三个世界”理论的世界影响。因此，就有了关于香港文化问题的这几篇文章。

《无言的幽怨》

金耀基与Scott争论的核心焦点之一就在于如何看待香港的六九事件。这次事件被港英政府称为“六九暴动”，在书中则被称为“六九反英斗争”。从暴动视角出发，金耀基认为“六九暴动”的起因是港府与民众沟通不畅，即“行政吸纳政治”的社会整合机制失灵。从反殖民视角出发，Scott则认为这是一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不可调和的政治意志的斗争。

毫无疑问，六九事件是香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整个东南亚的左派运动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大陆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的影响，六九事件就发生在文革初期。同一时间，北京还发生了红卫兵火烧英国大使馆事件。

极左运动彻底改变了香港社会对左派的看法，与之相比，港英政府的白色恐怖也就显得不那么难以忍受。六九事件被镇压后，便是漫长的政治冷感期，这种政治冷感直到香港归属问题提上日程才被打破，但这股诞生于前述经济心理中的政治激情，又显然是大陆在香港建制问题上无法使用的。

虽然强老师很无奈地将大陆与港英政府70年代后在香港社会形象的倒转归之于大英帝国的“运气”，但我们都知道受大陆影响的香港共运极化是不可避免的，而大陆发生文化大革命背后也有毛的卡里斯玛权威与官僚制国家的结构性紧张（当然，这不意味着在另一种历史境遇下，中国不可能走向容纳市场制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问题在于强老师为何如此看重六九事件中所体现出的政治激情？

这就又涉及到了“尼采-韦伯-施米特”一系的德国国家主义，国家作为自然情感联合下的人造物，是建立在一种对至高原则的政治激情上的。国家是情感的产物，而不是利益计算的产物。在左派政治激情已经磨灭的情况下，为香港的建制问题寻找出路就必须借助另一股政治激情，那便是对儒家古典传统的复兴。

《九龙城寨与香港大学》

中国施派在“发现”儒家古典传统时有一个绕不过的坎，假如儒家古典传统果真包含了某种现代性资源，那么整个20世纪的新儒学实践又为什么失败？

视线转向50年代，随着国民党败退台湾，大量传统知识分子南下香港，其中就包含以钱穆为首的新儒家。钱穆等人希望在香港复兴古典，以文化种子的形式保存一个“小中国”，如此便有了新亚书院在内的一系列新儒学学校，希望将传统教育纳入港英教育体系。然而，这些新儒学学校的最终命运却是被港英政府合并为港中文，虽然名字中带有“中文”二字，但实际上却变成了只提供英语教学、英制教育的殖民地大学，钱穆等人也不得不黯然赴台。

如此便引出了一个后殖民视角下的文化政治问题，在现代性框架下，我们有可能脱离某个政治体去做某文化的想象吗？在“文明”与“文化”之争中，文化论者坚持文化的独立性、根本性，即哪怕是文明暂时衰退，我们仍可能在社会中保留一个文化的种子。国家实质上是“文化国家”，其根本功能在于发展一种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可以历经风雨而不减其色彩，反而能够在危难时刻成为拯救文明的根本力量。这便是钱穆等人的观点，也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化哲学的观点。

钱穆等人的失败却证明了文化论不可行。从文化论的反面出发，文明论者不相信文化的根本性、独立性，因此“文化国家”的文化受制于“权力国家”的文化领导权。这里便引出了九龙城寨的例子。不是钱穆等人的新儒学书院，而是九龙城寨这个实行大清习惯法的三不管地区才构成了“中国”的想象，成为了为殖民地提供英语教学、英制教育的香港大学的反面。在港英政府的文化支配下，是“九龙城寨-香港大学”定义了“中国-英国”这组概念，也就区分了“野蛮-文明”。当然，现时代早期人类学中的“文明”概念早已随殖民主义的破产而破产，但这却不妨碍掌握着文化领导权的“权力国家”制订新的进步标准。所谓“文化征服”并非要从根本上消灭一种文化，而是建立一种文化等级性。本土文化在这里成为一种反抗力量了吗？不，本土文化反而被后殖民主义吸纳，证成了殖民者的文化优越性。

因此，看似与香港建制问题——也就是政治问题——离得很远的本文，反而很能暴露强老师的核心立场。传统上对“一国两制”——即“one country，two system”——的理解，将“one country”视作是一种建立在自然情感上的“中国人”的认同，对香港人的要求也仅止于此，但这样就足够了吗？如果说在香港这个“文化国家”上发生的斗争，是中国与英国两个“权力国家”对其文化领导权的斗争，那么仅仅是“中国人”的认同完全可以被吸纳进双方更高一级的意识形态。旅美华人是“中国人”，马华同样是“中国人”，新加坡华人还是“中国人”，但这些“中国人”认同显然不是构造“一国”框架所能利用的资源，那么香港的“中国人”和台湾的“中国人”又如何呢？为此，必须要求更高一级的忠诚，不是对“中国人”的认同，而是对一个更具象化的政治体的认同，比如“儒家宪政”。而这个与“西方自由民主”相对的“儒家宪政”，作为对自由、民主等古典价值的的“中国”发现，也必须不仅仅是一个防卫性意识形态，而是要具有一定的进攻性。如此也不难理解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何能够在中国找到许多共鸣。

笔记中出现的“文化国家”和“权力国家”是我重构本文时所使用的的韦伯的《两种法则之间》中概念，虽然原文中不曾出现，但并非不能反映强老师的想法。事实上我听强老师所讲的第一堂课便是韦伯的两篇政论文《德国选举权与民主》、《两种法则之间》。

《帝国的技艺》

如果将本书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上部是讨论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策略，本文就相当于一个总结。

大英帝国处理香港殖民地问题上运用了三方面的经验：第一是本土经验，表面独立的司法制度是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第二是北美殖民地的经验，不可在殖民地设立民选议会，因为民选议会可能成为殖民地反抗运动的动员核心；第三是印度经验，即一开始介绍的“行政吸纳政治”，通过对地方领导人的怀柔策略来实施间接统治。

这里并不会展开原文中对这些治理艺术的细致描述，尤其是在70年代极左狂潮后，港英政府如何利用香港人对极左运动的厌恶，重新确立了其一度失去的对地方社团的控制（对应着印度经验）。需要注意的是，大英帝国在治理问题上表现出的海洋特性以及由此奠基的制度惯性，这种制度惯性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今天的香港困局。

区别于罗马帝国这样的大陆帝国，大英帝国作为海洋帝国是建立在差异性上的帝国。大陆帝国是同一性的结果，其目的是将所有领土都纳入自身的行政控制下，建立一种万民法基础上的普遍秩序，这也是经典意义上的“帝国”。海洋帝国，或者说“帝国主义”则相反，如果说大陆帝国输出的是文明与秩序，那么海洋帝国追逐的则是商业与利润。与均质化的帝国空间相对应的是等级格局下的殖民地空间，由此便有了殖民统治中的印度经验。

香港作为殖民地的特殊之处便在于，香港并非像加尔各答、孟买一样拥有前殖民历史，香港的历史就开始于港英时期。港英政府的间接统治催生了香港的本土意识，而这个本土意识的诞生则将中英双方目之为“他者”，拥有了独立的文化品格。这种文化品格就成为了后殖民时代无法被消融的异质，是香港和大陆之间文化紧张的源泉。更进一步的说，由于大陆全盘接手——或者说恢复——港英政府的制度，香港就成为了一个只是大陆抽取经济资源的空间，文化融合反而停滞。经济关系的建立，却并没有带来文化距离的缩短，由此导致的一系列认同问题，也就构成了本书最后出现的“中国的忧郁”。

《“一国两制”的历史源流》、《“一国”之谜：country vs. state》、《“一国”之谜：中国 vs. 帝国》

三篇文章解释“一国两制”框架的历史合法性渊源，通过大清作为多元帝国对边疆蒙、藏、疆的治理，说明一国之内完全可以容纳不同的政体，算是以古典框架解决现代问题。这个框架的合法性如何？同一框架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的疆、藏目前都不太平，蒙还得益于乌兰夫时代的铁腕治藏。强老师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成功的典范，也是有些讽刺。

《基本法的形式与实质》

《较量：政治与法律之间》

我这从5月底到处都是这消息刷屏，存在感很强。接下来两月在港，到时候读

甘阳，刘小枫之流已经沦落到为国家主义辩护的存在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