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则为花2019-4-11 23:11 /
让我们先来看一组涂尔干的关于社会分工的经典命题。
伴随着社会人口和道德密度的增加，人们之间的交往日趋频繁，竞争和冲突也日益加剧。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人们不得不寻求更多的谋生手段，即通过分工的精细化来提升自身汲取和利用资源的能力。沿着不同的分工轴线，人们从原本有限的自然空间迁移到各个相对独立的工作领域中生活、发展，社会也就成了一个由复数的工作领域结合而成的“多维空间”。假如我们用都市做类比，就是作为人造空间的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极大地提高了都市的容积，进而缓解了后者的人口压力。分工以及崭新的工作领域的出现同样也缓解了社会的马尔萨斯问题，社会有机体因分工增强了其对外部环境（有限资源）适应性。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就像都市有其地平线一样，多维的社会空间也有其基点——一个多条轴线的相交点，这个基点对应了我们之前所说的意识形态“零度”。都市的高楼常常引导我们的视线向上，去仰望那些巨大的人造奇观，去仰望占据了现代金字塔顶端的顶层阶级（top floor），进而忽视了构筑这一切的万千底层劳工。现代社会同样努力地将我们的视线驱离那个基点。回想起之前所说的两种监视塔设计，很容易发现，一旦将这股看向基点的视线调转，我们立即就会得到一个现代性的全景监视系统。
现在，我们知道了现代社会需要监视塔，就像多维空间需要一个基点，都市需要一个地平线（否则它就穿模了）。当越来越多的人口迁移到高度分化的空间（社会的、地理的），过着高度异质性的生活时，我们又要如何防止社会的分裂呢？答案只能是安放一个监视塔，设置一个视线的焦点或者焦点视线。
在这里，我们接触到了“塔”的另一层含义，就是等级性。爱琴海上的灯塔同样是古希腊世界的视线的焦点，为什么后者却没有发展成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仅仅维持一种松散联盟的状态？答案是灯塔缺乏等级性。我们可以回溯“殖民（colonize）”的古希腊语源，即从母体中复制分裂出一个相同等级的副本，两者之间不存在统治关系，克隆（colon）的结果是平行线而非相交线，对应着社会的分裂而非社会的分化。
现代性的监视塔设计恰恰相反，对社会整合的要求呼唤着建立一种功能等级性，通过系统高层的整合来应对系统底层的分裂，由此就引入了塔顶的“无形视线”。在一种理想主义的有机团结模型中，涂尔干希望用价值领域的集体良知（或者说道德）来弥合分歧，这就进入了本节的主题。
将道德（或者说人们对某种道德的普遍赞同）当作社会秩序的来源，显然是一种无比偷懒的做法，并且有循环论证的嫌疑：社会秩序来源于哪儿？道德；道德又来源于哪儿？社会秩序的内化。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具体的道德从中被抽离，道德成了对既定秩序的赞同，进而失去了挑战现存的不公义的勇气，擦除了解放人性的可能性。
如果一种道德被接受仅仅因为它存在，或者说一种秩序存在它就是道德的，那么道德的社会基础显然就只是能够维持它的强力。帕森斯对社会的道德一致性问题给出过两个解决办法，社会化和社会控制。社会化，即通过国家主导的公共教育向公民灌输一种（或者说无论何种）道德；社会控制，即通过有效的奖赏和惩罚“矫正”公民的行为到合适的位置。
到此为止，我们就揭开了西比拉都市的真面目。在西比拉都市中，一种扭曲的道德观为什么可以被遵守，镇暴者为什么可以手持dominator肆无忌惮地杀人？因为一旦将道德的基础设置在社会上，将社会的既定秩序视为自身的行为规范，我们实际上没有任何办法抵御来自主权者的要求。在非理性的环境下动用理性，只能导致理性行动者更快地走向自我灭亡，其结果无非是制造一个更高效的杀人机器。当常守朱无法扣下扳机时，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无力做出道德选择的人，社会进行道德判断的能力正逐渐被主权者窒息；另一方面，则是主权者行使暴力越来越不需要意识形态的支持，因为国家本身就是暴力得以合理化的理由。
一种埃利亚斯式的“文明社会”的进化论模型让我们相信，“文明化”意味着人们情感稳定性的增强，暴力从日常生活退场，国家倾向于采取市场原则，以更温和的契约方式处理与社会的关系。但是，伴随着行政权力的扩张和一套对社会的科层制控制系统的建立，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却是国家越来越建立在强制和操纵、而非赞同之上。暴力并非从社会中被驱离，而是被集中于主权者手中，形成对全体公民的恐吓。所谓“文明神话”在阻止公民使用暴力时，并不能阻止主权者将暴力施加于公民身上，整个西比拉集团恰恰是一个“犯罪者”集团（虽然主权者并不会给自己定罪）。如果我们将原本诉诸个人心理性的“神话”倒转过来，以勒庞式的群众心理学重构整个系统，就不是“犯罪者”组成了西比拉，而是一旦进入西比拉，每个人就被解除了犯罪的限制，都是潜在的、并最终会成为“犯罪者”，类似的现象已经在米格拉姆的“服从实验”、津巴多的“监狱实验”中重复多次。个人与结构关系的倒转，可以很容易地在常守朱等监视官身上得到证实，整个警察集团正逐渐沦为“犯罪者”集团。
最终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社会的“病态现象”，而是一个“病态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正不断地生产着“病态者”，并以这些“病态者”为燃料进一步驱动社会滑向行政权力监视下的非理性生活，这从根本上断绝了一个更好的西比拉的可能性。但是，都市需要地平线，现代社会需要监视塔，我们还有放弃西比拉的可能吗？在寻找另一种可能性之前，我们不如先追随狡啮慎也的视角去看看东南亚高地上无国家的历史，那里始终有一群人在试图逃离国家的统治，过着一种被称为“野蛮”的生活。
伴随着社会人口和道德密度的增加，人们之间的交往日趋频繁，竞争和冲突也日益加剧。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人们不得不寻求更多的谋生手段，即通过分工的精细化来提升自身汲取和利用资源的能力。沿着不同的分工轴线，人们从原本有限的自然空间迁移到各个相对独立的工作领域中生活、发展，社会也就成了一个由复数的工作领域结合而成的“多维空间”。假如我们用都市做类比，就是作为人造空间的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极大地提高了都市的容积，进而缓解了后者的人口压力。分工以及崭新的工作领域的出现同样也缓解了社会的马尔萨斯问题，社会有机体因分工增强了其对外部环境（有限资源）适应性。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就像都市有其地平线一样，多维的社会空间也有其基点——一个多条轴线的相交点，这个基点对应了我们之前所说的意识形态“零度”。都市的高楼常常引导我们的视线向上，去仰望那些巨大的人造奇观，去仰望占据了现代金字塔顶端的顶层阶级（top floor），进而忽视了构筑这一切的万千底层劳工。现代社会同样努力地将我们的视线驱离那个基点。回想起之前所说的两种监视塔设计，很容易发现，一旦将这股看向基点的视线调转，我们立即就会得到一个现代性的全景监视系统。
现在，我们知道了现代社会需要监视塔，就像多维空间需要一个基点，都市需要一个地平线（否则它就穿模了）。当越来越多的人口迁移到高度分化的空间（社会的、地理的），过着高度异质性的生活时，我们又要如何防止社会的分裂呢？答案只能是安放一个监视塔，设置一个视线的焦点或者焦点视线。
在这里，我们接触到了“塔”的另一层含义，就是等级性。爱琴海上的灯塔同样是古希腊世界的视线的焦点，为什么后者却没有发展成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仅仅维持一种松散联盟的状态？答案是灯塔缺乏等级性。我们可以回溯“殖民（colonize）”的古希腊语源，即从母体中复制分裂出一个相同等级的副本，两者之间不存在统治关系，克隆（colon）的结果是平行线而非相交线，对应着社会的分裂而非社会的分化。
现代性的监视塔设计恰恰相反，对社会整合的要求呼唤着建立一种功能等级性，通过系统高层的整合来应对系统底层的分裂，由此就引入了塔顶的“无形视线”。在一种理想主义的有机团结模型中，涂尔干希望用价值领域的集体良知（或者说道德）来弥合分歧，这就进入了本节的主题。
将道德（或者说人们对某种道德的普遍赞同）当作社会秩序的来源，显然是一种无比偷懒的做法，并且有循环论证的嫌疑：社会秩序来源于哪儿？道德；道德又来源于哪儿？社会秩序的内化。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具体的道德从中被抽离，道德成了对既定秩序的赞同，进而失去了挑战现存的不公义的勇气，擦除了解放人性的可能性。
如果一种道德被接受仅仅因为它存在，或者说一种秩序存在它就是道德的，那么道德的社会基础显然就只是能够维持它的强力。帕森斯对社会的道德一致性问题给出过两个解决办法，社会化和社会控制。社会化，即通过国家主导的公共教育向公民灌输一种（或者说无论何种）道德；社会控制，即通过有效的奖赏和惩罚“矫正”公民的行为到合适的位置。
到此为止，我们就揭开了西比拉都市的真面目。在西比拉都市中，一种扭曲的道德观为什么可以被遵守，镇暴者为什么可以手持dominator肆无忌惮地杀人？因为一旦将道德的基础设置在社会上，将社会的既定秩序视为自身的行为规范，我们实际上没有任何办法抵御来自主权者的要求。在非理性的环境下动用理性，只能导致理性行动者更快地走向自我灭亡，其结果无非是制造一个更高效的杀人机器。当常守朱无法扣下扳机时，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无力做出道德选择的人，社会进行道德判断的能力正逐渐被主权者窒息；另一方面，则是主权者行使暴力越来越不需要意识形态的支持，因为国家本身就是暴力得以合理化的理由。
一种埃利亚斯式的“文明社会”的进化论模型让我们相信，“文明化”意味着人们情感稳定性的增强，暴力从日常生活退场，国家倾向于采取市场原则，以更温和的契约方式处理与社会的关系。但是，伴随着行政权力的扩张和一套对社会的科层制控制系统的建立，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却是国家越来越建立在强制和操纵、而非赞同之上。暴力并非从社会中被驱离，而是被集中于主权者手中，形成对全体公民的恐吓。所谓“文明神话”在阻止公民使用暴力时，并不能阻止主权者将暴力施加于公民身上，整个西比拉集团恰恰是一个“犯罪者”集团（虽然主权者并不会给自己定罪）。如果我们将原本诉诸个人心理性的“神话”倒转过来，以勒庞式的群众心理学重构整个系统，就不是“犯罪者”组成了西比拉，而是一旦进入西比拉，每个人就被解除了犯罪的限制，都是潜在的、并最终会成为“犯罪者”，类似的现象已经在米格拉姆的“服从实验”、津巴多的“监狱实验”中重复多次。个人与结构关系的倒转，可以很容易地在常守朱等监视官身上得到证实，整个警察集团正逐渐沦为“犯罪者”集团。
最终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社会的“病态现象”，而是一个“病态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正不断地生产着“病态者”，并以这些“病态者”为燃料进一步驱动社会滑向行政权力监视下的非理性生活，这从根本上断绝了一个更好的西比拉的可能性。但是，都市需要地平线，现代社会需要监视塔，我们还有放弃西比拉的可能吗？在寻找另一种可能性之前，我们不如先追随狡啮慎也的视角去看看东南亚高地上无国家的历史，那里始终有一群人在试图逃离国家的统治，过着一种被称为“野蛮”的生活。
至于第二个问题，恰恰是下一个部分准备谈的。本来写了一段话，但想想还是之后做更详细的讨论吧。简单来说，资本主义需要社会原子化，但资本主义同时要防止社会的分裂。因为资本主义对人的身体效能的过度榨取极容易导致人们的叛逃、脱离其统治，所以资本主义必须借助国家空间中的强制将人们固定在一定地域内工作。事实上，如果不是圈地运动将小农的生存资料剥夺的一干二净，根本没人愿意到工厂当工人。历史上，国家的过度征收极容易导致人们逃离到山地，成为不捐纳赋税的“无国家的人”，我们称之为“自我野蛮化”。现代资本主义的边缘同样出现了拒绝完全出卖其身体效能的“不总是在工厂中的身体”，我们称之为“三和大神”。资本主义需要国家来矫正这些“病态”的身体，资本主义也需要国家来阻止这些人逃离到可能不受资本主义统治的地方，比如东南亚高地的游击队，资本主义更需要国家来消灭这类政治选择的可能（pp剧场版）。在这种情势下，社会原子化是为了增加汲取，防止社会分裂也是为了增加汲取，两者并不矛盾。
所以分裂的意义是什么，一分为二当然会产生激烈冲突，因为分裂的不够彻底，彻底分裂成均质原子肯定是稳定的，所以分裂的任务是防止再形成社会组织。
“塔”是肯定存在的，“边界”也是存在的，即使我们不提强制的集中，也要提资本的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