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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计划（1）：意识形态的“第零度”

东南亚是个好地方，把一些原本不可见的东西凸显了出来。过往的针对西比拉都市的讨论大多局限于系统内部，其焦点无非是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西比拉。追随着厚生省公务员常守朱的视角，我们实际上变相经历了一次政治学上的“马基雅维利革命”：伴随着一种现代性的、国家理由和国家理性的增长，国家实现了从“猎场看守者”向“园艺师”的角色转变。国家行政权力扩张的结果是，社会无时无刻不处于一种等待“修剪”的准动员状态。诚然，这种状态有好有坏，但总体来说是更坏了，社会治安管理的强化从不妨碍主权者自己堕落为最大的犯罪者，为“福利国家”收集的公民个人信息同时也是“警察国家”的权力基石。

于是，高塔在都市中心树立了起来，我姑且称其为“巴别塔”。我们必须注意到“塔”的意象，“塔”意味着视线的交点。上帝让人间语言纷乱，进而引起了意识形态领域的“诸神之争”，但只要巴别塔树立了起来，就能为弥合不同主张创造一个共同的基点。因此，“塔”是秩序的来源，谁身处塔上，谁就掌握了权力。现代性政治就是在各种各样的“监视塔”方案中产生。

为了能够在差异中确定自身，我们先来看一种后现代的监视塔设计。后现代的单景监视系统只引导而不统治，传统的监视关系被调转，大众“看”而不是“被看”。少数“偶像”或者说“商品符号”被放置于透明的高塔上，通过展示世界观、价值观上的诱惑，诱导人们的遵从、效仿，进而建立起一个有效的、非强制的社会控制系统。在透明的高塔上，政治领域的强制性权力被彻底符号化为价值领域的共享价值（或者说“符号暴力”），假如我们设想一个帕森斯式的合意性社会系统的完全实现，其现实景象大概就是这样的。

但是，pp中的高塔却并非如此，一种更现代的监视塔设计并不提供一个共通的、可欲望的意识形态维度，而是刻意将自身包装为一个不可欲望的意识形态“零度”。伴随着知识分子对国家权力合法性建构的完成，权力开始与知识分离，并尝试抛弃后者独立生存。暴力是权力的极端形式，新的“警察国家”毫不隐讳其对暴力的过度使用，都市中随处可见手持dominator的镇暴者。西比拉都市不需要任何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支持。事实上，在所有关于系统内部的描述中，我们也不曾看到什么明晰的、指向未来的乌托邦口号。政治领域的分化的确造成了阿尔都塞所说的“压迫性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分离，但在“警察国家”中出现的却是两者关系的倒置：不是压迫性国家机器隐匿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背后，而是压迫性国家机器成为了一个自足的实体。

这很贴近齐美尔对现时代文化悲剧的描述：现代性对个人来说是一种心理主义，对社会整体则是一种形式主义，当一切内容物都在时间的冲刷下不断流转时，形式作为这个变动世界的不变支点就构成了我们心灵的全部。而pp中我们看到的就是作为绝对手段的国家对作为绝对目的的意识形态的僭越，反转归零的结果是国家作为价值领域的绝对支配者，可以与任意的意识形态短暂联合来增强自己的权力韧性，时而是极左的“工人苏维埃”，时而是极右的“种族主义”。所谓“第零度”的意识形态并非没有意识形态，而是试图通过修改逻辑链条，将自己“自然化”为一切意识形态的起因：如果说“国家主义”是一切意识形态的前提，那么我们就只能讨论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主义”，而非我们是否需要“国家主义”。

到此为止，我们就勾连上了一开始的问题，追随着常守朱的视角，我们不过是在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西比拉罢了，但西比拉真的就是唯一的选择吗？另一方面，追随着叛逃者狡啮慎也的视角，我们即将接触到东南亚高地上无国家的历史。但是，在此之前，我们不如先讨论下常守朱的问题，那就是真的不会出现一个更好的西比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