渺子2019-2-18 20:15 /
在绝大多数公司当中，管理岗位要比技术工种的工资更高，在这个结构中，管理人员起到了“货币”的作用，而技术工人则是被集中和组织起来的“生产资料”，当然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劳动制度，因为从哲学和结构上讲，真正给企业创造价值的是一线技术工人，而管理人员所创造的价值则必须建立在该前提之上。在另一方面，“终生学习”概念的出现，除了揭示人类创造价值的速度已经超过个体适应变化的速度以外，还反映出了技术工人作为“生产资料”的标准化和强替代性，因为虽然单个技术工人在技术水平不变甚至随着经验的积累与学习的不断提升过程中，改变了自身价值在市场上的稀缺程度，但没有改变的却是“货币”与“生产资料”的二元结构关系，也正因为这种非属性本质改变的改变，其反映的只是“先进生产资料”与“落后生产资料”的区别。
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说，BGMer@211998的描述：“在资本主义时代情境下，个人被制度化分割、制度化抛弃、政治趋向于碎片化的同时，再次串联起世界的是市场的逻辑。个人在劳动力供求市场中重新组织自身，通过货币媒介实现自我规划，最终成为了一种市场的表象。市场在个体社会化的同时带来了标准化、准入门槛以及结构性排斥。”也正好反映了个人力量在体制面前的渺小。
但这就引出了拥有管理技能的人员，为什么无法被简单稀释以及替代的问题。
首先，这里的管理技能指的是“人尽其才”的技术，它针对的对象从根本上说是人本身，而管理人员的职责正是以整体效率最大化为目标，而不是以个体效率的超常发挥为需求。而管理人员的弱替代性也正是由这种需要向不同对象负责的工作职责所决定的，因为如果认为技术工人面向的是岗位范围内的单一职责，那么管理人员面对的则是由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编织起来的多样性大网，而负责对象的单一性和多样性则决定了对不同人员价值赋义的稳定性。
但以上只是对现象的解释而已，要理解造成现象的本质，始终要明确目标的无限要求与有限的个体能力是问题的关键之处。个体力量的渺小，很大程度上与人体的生物性有关，这不仅仅体现在人体有限的劳动体力，并且也体现在这个脑力劳动至上的时代，凡胎肉体的我们推销比不过大数据，心算也算不过计算机的认知上限。
正如当年工业革命创造出来的机器成规模的取代人的劳动输出一样，不管我们承不承认，个体的力量往往在体制或群体面前显得不足挂齿，这种生理上的“缺陷”，麦克卢汉对其曾有一个精彩的论断，他认为媒介是人体和心灵的技术延伸，任何技术、一切技术都是媒介，他把技术环境的创造比喻为树干的最新一圈年轮，并且用这一类比把语言说成是人类的第一种技术。而且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并不只是狭义上类似报纸、广播、和电视等传播媒介，他所认为的媒介是人体和人脑的延伸：比如衣服是肌肤的延伸，住房是体温调节机制的延伸，马镫、自行车和汽车全都是腿脚的延伸，电脑则是人脑中枢神经的延伸。媒介即技术可以是人的任何延伸，这么说是因为人类的技术本质上是自身需求的产物。
如果能认同这种说法，也就是媒介是人体和心灵的延伸，那么反过来，一个人如果缺乏这些媒介，在特定的目标下，我们可以认为这个人是不完整的，换个词来形容——这个人是“残疾”的。比如，没有汽车就可能无法上远班，一个人的就职范围也就被限制在了本身的体力上限之中；再有，现代婚姻观所要求的“有车有房”的社会需求（不是生理需求），其进一步衍生形成了对交配权争夺的现状，在这种意义上，没有必要婚姻资料的人也就相当于变相阉割了自己的生殖器官…
而时至今日，这些被延伸的“器官、感官以及意识”俨然成为了新的社会现实且进一步成为了人们新的必要生活资料，而这正与麦克卢汉描述的“人的延伸与截除”概念如出一辙：新技术创造新环境，新环境引起痛苦。比如，汽车使人的腿脚延伸，减轻其载荷负担的压力，但又使被延伸的腿脚（有效出行距离）和躯干分离，从而对人构成新的压力。媒介延伸人体，赋予它力量，却在社会意义上瘫痪了新生儿被延伸的肢体。在这个意义上，技术既延伸人体，又“截除”人体。增益变成了截除。
这种由人体生物性的“相对先天不足”所构成的经济结构在绝大部分人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无力感，随后这股无力感便流向了文化创作领域。于是这便导致了个体与体制的对抗，这类经久不衰的题材的出现。《虐杀器官》、《半泽直树》、《人狼》甚至《君の膵臓をたべたい》以及《NO GAME NO LIFE》都是这类题材的体现，甚者，这类故事在电子游戏媒介当中更是数不胜数，原因也正如麦克卢汉所说的另一句名言“媒介即讯息”所揭示的一样（与波兹曼的“媒介即隐喻”概念相同）：结构决定内容，就像印第安人的阵阵烟雾还不能复杂到可以表达人们对于生存意义的看法一样，游戏作为另一种大众娱乐的媒介，其独特的强互动性即是其首要的结构属性，而作为人的互动逻辑却又始终是从人本身出发的，这就导致了主流大众游戏先天就带有对“个体与体制的对抗”这类题材的“隐喻”，又因为大资本推出的产品面对的是广泛大众而不是独立个体，因此更需要遵循人本身的互动逻辑。于是乎，主流电子游戏出现了一抓一大把的“不死人”：《如龙系列》、《魂系列》以及99%的欧美RPG…等等。
“不死”即是意识的无限延伸，这是此类题材的根基，也是其“原罪”。
正如《四叠半神话大系》里樋口清太郎师傅所说的：
“我们大部分的烦恼，是来自于梦想另一种有可能的人生。
把希望寄托于自己的可能性这种不能指望的东西，正是万恶的根源。
你必须认同无法变成其他人的自己。”，因为从本质上说，绝大部分的文化产品都是造梦机器，它们延伸了意识却忽略了躯干，“原罪”之意也正是在此。
而我们对作品感受到的槽点以及违和感也正源于作者掩盖了这一“原罪”的行为，掩盖的方法多种多样，但大都可以粗分以下三类：
1. Strength（力量）
2. Will（意志）
3. Institution（体制）
在这里，力量（Strength）指的是对身体能力上限的无限膨胀，而超能力即是这一方式的突出代表，人们常见的美式超级英雄也正是对这一概念的无限狂想：上天入地，无所不能，“超人”所代表的美式超级英雄对人体的崇拜达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地步，它们穷及其所能将一切能想象得到的自然力、科技力以及假象力都延伸在了人体身上，就连以“凡人”为代表的蝙蝠侠也早已不能划属为“人类”这一种群，而讽刺的是，以“钞能力”著称的蝙蝠侠恰恰证明了资本对人体的延伸作用…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这首威廉·布莱克的诗从某种意义上赞美了人们对想象力——也就是对意识的无限延伸，因此智斗题材也是这一理念经常展现的地方，但随着唯物主义在现代的盛行，遵循该理念的创作流派俨然变得难寻其迹，我们只能在某些作品的边边角角一窥其容，但有意思的是《No game no life》正是遵循这种逻辑的作品，在第六集时，主角与对手玩了一个叫具象化词语接龙的游戏，而游戏的规则正是将想象力变为现实。该番剧的最终目的也是对抗整个世界，但不像别的文化产品企图利用力量（Strength）作对抗的做法，智斗题材中对幻想的无限延伸往往使人更容易忘记自己生物性的“先天不足”，但为什么《No game no life》可以自洽且不容易给人予以违和感和槽点？因为它本身就一个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历史上人们把奇迹归于鬼神或上帝的功劳，而这也正是《No game no life Zero》作为史前史所承担的职责，把所有的不合理都归于至高存在(Higher Being)，世界也就得以再次合理….
第三类方法与上面相似，但它同时延伸了意识和身体，并且比以上两种方法都显得更加节制。其核心概念是对“体制”（Institution）的借用——麦克卢汉“媒介是人体和心灵的延伸”的理念加上“媒介由生产资料组成，而资本的关系正是被组织起来的生产资料”的辨证思想就构成了对“体制”这一“身外物”的独特洞见，但要明白当我们在谈论由各种生产资料所组成的体制或群体时，我们始终谈论的是某种社会现实，是抽象概念的具象物，这一点我在《涂尔干学派与象征现实》已有提及。比如，律政剧中主角借助法庭这一社会抽象概念的具象物（“体制”（Institution））时，他便实现了自己的“正义”理念的延伸；通过对犯人实施刑法这一抽象概念的具象物时，他也就完成了自己身体的延伸…
然而在现实当中，更常见的事况却是类似押井守式的悲剧发展，在他导演的作品当中——《人狼》深沉的展现了人在体制面前的渺小与无力，旧社会把人变成了人狼，立场限制了选择自由，男女主人公的结局也被社会结构所决定，不愉快的元素被一 一甩到观众脸上，这也难怪押井守在行业中被称为最沉闷无趣的人，因为相比其他娱乐产品多多少少还保留着“造梦”的功能，押井守的作品则将现实全盘托出甚至加大力度的呈现“恶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问题讨论到这里便又产生了新的问题，结构性的力量无处不在，其对自由意识的排斥使人感到绝望，因为结构决定了“有无”，自由意识只影响了“多少”，于是乎人们无限的想象力被禁锢有限的“体能”之中，而这种有限的选择被马克思称之为主观能动性，主观能动性有两方面的含义： 一是人们能动地认识客观世界；二是在认识的指导下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而这也正与麦克卢汉的思想殊途同归：人类先是服从身体的逻辑，随后通过技术创造出新环境，而新环境培育出新技术，他把技术环境的创造比喻为树干的最新一圈年轮，并认为语言是人类的第一种技术。（在这里新环境指代新旧社会现实的交替，其中新的社会现实被人们当成了新的客观世界）除此之外，他还反复利用爱伦·坡《大漩涡》中水手自救的比喻：在大漩涡里逃生的诀窍是观察周围一切，是研究漩涡的作用并顺势而行，而不是抵抗它或延缓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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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上映的《君の膵臓をたべたい》就讲述了面对有限自由意识时选择作出与上所述相似办法的故事。从整部片子的台词和情节设计来看，一股莫名地与“宿命感”作对抗的氛围笼罩着整个观影过程，比如“对不起，我无法接受这样的偶然”、“或许你明天也会死去”等台词就无不彰显出强烈地抗争感，但最直接的体现还要数那段雨中独白：
“这不是偶尔，我们现在走到这步，都是因为当初自己做出的选择，我们会同班也不是偶尔，也不是命运。为了写病情日志，我选择了那本书，喜欢书的你看上了那本书，所以捡起了那本书，然后你接受了我的愿望，你至今所做的选择以及我至今所做的选择，然后我们所做的每一个选择彼此互相叠加在一起，才让我们走到一起”
这段发言是典型的强调主观能动性的说辞，因为女主人公在尝试否定宿命论和决定论对自己生命的把控，然而片子最后女主人公死在了歹徒手中而不是绝症的爆发，BGMer Rくん对此有一段非常精辟的总结：“对人来说，世界虽然难以预料，但确实是讲因果的。当生活决定打我一顿的时候，我至少还可以选择递上左脸还是递上右脸。”
因此也正是这个故事恰好引出了一个让我为之共鸣的道理：环境选择了我们，而我们则假装拥有选择，但正是这种“主宰感”让我们得以摆脱无力的“宿命感”。
与我同样享有这份感受的还有乔纳森·诺兰，他在接受《西部世界 第二季》的采访时，曾用《辛普森一家》的开头动画比喻到：Maggie坐在车后手握着玩具方向盘，真正的方向盘在她妈妈手里，Maggie自己模仿着妈妈的已经做出的行动来转动方向盘，但她还是觉得自己是开车的那个人，而我们正是觉得自己握着名为自由意志的方向盘，但实际上只是一个乘客的那个人。
这个比喻的关键，在于“假装”一词，这也正是自由意志中的“目的合理化”问题，其关键理念在于：所谓人的自由意识不过是先做出选择，再通过赋予适当的理由来合理化这个选择的假象而已。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所认同且认知的主观能动性是带有“假装”这一属性的，而当我每次想起某些异想天开且不可思议的冲动时，海德格尔的一句名言始终会让我保持时刻警惕。
“人是被抛入世界、能力有限、处于生死之间、对遭遇莫名其妙、在内心深处充满挂念与忧惧而又微不足道的受造之物。这个受造之物对世界要照料，对问题要照顾，而自己本身则常有烦恼。处于众人中，孤独生活，失去自我，等待良心召唤，希望由此成为本身的存在。” ——海德格尔
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说，BGMer@211998的描述：“在资本主义时代情境下，个人被制度化分割、制度化抛弃、政治趋向于碎片化的同时，再次串联起世界的是市场的逻辑。个人在劳动力供求市场中重新组织自身，通过货币媒介实现自我规划，最终成为了一种市场的表象。市场在个体社会化的同时带来了标准化、准入门槛以及结构性排斥。”也正好反映了个人力量在体制面前的渺小。
但这就引出了拥有管理技能的人员，为什么无法被简单稀释以及替代的问题。
首先，这里的管理技能指的是“人尽其才”的技术，它针对的对象从根本上说是人本身，而管理人员的职责正是以整体效率最大化为目标，而不是以个体效率的超常发挥为需求。而管理人员的弱替代性也正是由这种需要向不同对象负责的工作职责所决定的，因为如果认为技术工人面向的是岗位范围内的单一职责，那么管理人员面对的则是由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编织起来的多样性大网，而负责对象的单一性和多样性则决定了对不同人员价值赋义的稳定性。
但以上只是对现象的解释而已，要理解造成现象的本质，始终要明确目标的无限要求与有限的个体能力是问题的关键之处。个体力量的渺小，很大程度上与人体的生物性有关，这不仅仅体现在人体有限的劳动体力，并且也体现在这个脑力劳动至上的时代，凡胎肉体的我们推销比不过大数据，心算也算不过计算机的认知上限。
正如当年工业革命创造出来的机器成规模的取代人的劳动输出一样，不管我们承不承认，个体的力量往往在体制或群体面前显得不足挂齿，这种生理上的“缺陷”，麦克卢汉对其曾有一个精彩的论断，他认为媒介是人体和心灵的技术延伸，任何技术、一切技术都是媒介，他把技术环境的创造比喻为树干的最新一圈年轮，并且用这一类比把语言说成是人类的第一种技术。而且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并不只是狭义上类似报纸、广播、和电视等传播媒介，他所认为的媒介是人体和人脑的延伸：比如衣服是肌肤的延伸，住房是体温调节机制的延伸，马镫、自行车和汽车全都是腿脚的延伸，电脑则是人脑中枢神经的延伸。媒介即技术可以是人的任何延伸，这么说是因为人类的技术本质上是自身需求的产物。
如果能认同这种说法，也就是媒介是人体和心灵的延伸，那么反过来，一个人如果缺乏这些媒介，在特定的目标下，我们可以认为这个人是不完整的，换个词来形容——这个人是“残疾”的。比如，没有汽车就可能无法上远班，一个人的就职范围也就被限制在了本身的体力上限之中；再有，现代婚姻观所要求的“有车有房”的社会需求（不是生理需求），其进一步衍生形成了对交配权争夺的现状，在这种意义上，没有必要婚姻资料的人也就相当于变相阉割了自己的生殖器官…
而时至今日，这些被延伸的“器官、感官以及意识”俨然成为了新的社会现实且进一步成为了人们新的必要生活资料，而这正与麦克卢汉描述的“人的延伸与截除”概念如出一辙：新技术创造新环境，新环境引起痛苦。比如，汽车使人的腿脚延伸，减轻其载荷负担的压力，但又使被延伸的腿脚（有效出行距离）和躯干分离，从而对人构成新的压力。媒介延伸人体，赋予它力量，却在社会意义上瘫痪了新生儿被延伸的肢体。在这个意义上，技术既延伸人体，又“截除”人体。增益变成了截除。
这种由人体生物性的“相对先天不足”所构成的经济结构在绝大部分人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无力感，随后这股无力感便流向了文化创作领域。于是这便导致了个体与体制的对抗，这类经久不衰的题材的出现。《虐杀器官》、《半泽直树》、《人狼》甚至《君の膵臓をたべたい》以及《NO GAME NO LIFE》都是这类题材的体现，甚者，这类故事在电子游戏媒介当中更是数不胜数，原因也正如麦克卢汉所说的另一句名言“媒介即讯息”所揭示的一样（与波兹曼的“媒介即隐喻”概念相同）：结构决定内容，就像印第安人的阵阵烟雾还不能复杂到可以表达人们对于生存意义的看法一样，游戏作为另一种大众娱乐的媒介，其独特的强互动性即是其首要的结构属性，而作为人的互动逻辑却又始终是从人本身出发的，这就导致了主流大众游戏先天就带有对“个体与体制的对抗”这类题材的“隐喻”，又因为大资本推出的产品面对的是广泛大众而不是独立个体，因此更需要遵循人本身的互动逻辑。于是乎，主流电子游戏出现了一抓一大把的“不死人”：《如龙系列》、《魂系列》以及99%的欧美RPG…等等。
“不死”即是意识的无限延伸，这是此类题材的根基，也是其“原罪”。
正如《四叠半神话大系》里樋口清太郎师傅所说的：
“我们大部分的烦恼，是来自于梦想另一种有可能的人生。
把希望寄托于自己的可能性这种不能指望的东西，正是万恶的根源。
你必须认同无法变成其他人的自己。”，因为从本质上说，绝大部分的文化产品都是造梦机器，它们延伸了意识却忽略了躯干，“原罪”之意也正是在此。
而我们对作品感受到的槽点以及违和感也正源于作者掩盖了这一“原罪”的行为，掩盖的方法多种多样，但大都可以粗分以下三类：
1. Strength（力量）
2. Will（意志）
3. Institution（体制）
在这里，力量（Strength）指的是对身体能力上限的无限膨胀，而超能力即是这一方式的突出代表，人们常见的美式超级英雄也正是对这一概念的无限狂想：上天入地，无所不能，“超人”所代表的美式超级英雄对人体的崇拜达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地步，它们穷及其所能将一切能想象得到的自然力、科技力以及假象力都延伸在了人体身上，就连以“凡人”为代表的蝙蝠侠也早已不能划属为“人类”这一种群，而讽刺的是，以“钞能力”著称的蝙蝠侠恰恰证明了资本对人体的延伸作用…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这首威廉·布莱克的诗从某种意义上赞美了人们对想象力——也就是对意识的无限延伸，因此智斗题材也是这一理念经常展现的地方，但随着唯物主义在现代的盛行，遵循该理念的创作流派俨然变得难寻其迹，我们只能在某些作品的边边角角一窥其容，但有意思的是《No game no life》正是遵循这种逻辑的作品，在第六集时，主角与对手玩了一个叫具象化词语接龙的游戏，而游戏的规则正是将想象力变为现实。该番剧的最终目的也是对抗整个世界，但不像别的文化产品企图利用力量（Strength）作对抗的做法，智斗题材中对幻想的无限延伸往往使人更容易忘记自己生物性的“先天不足”，但为什么《No game no life》可以自洽且不容易给人予以违和感和槽点？因为它本身就一个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历史上人们把奇迹归于鬼神或上帝的功劳，而这也正是《No game no life Zero》作为史前史所承担的职责，把所有的不合理都归于至高存在(Higher Being)，世界也就得以再次合理….
第三类方法与上面相似，但它同时延伸了意识和身体，并且比以上两种方法都显得更加节制。其核心概念是对“体制”（Institution）的借用——麦克卢汉“媒介是人体和心灵的延伸”的理念加上“媒介由生产资料组成，而资本的关系正是被组织起来的生产资料”的辨证思想就构成了对“体制”这一“身外物”的独特洞见，但要明白当我们在谈论由各种生产资料所组成的体制或群体时，我们始终谈论的是某种社会现实，是抽象概念的具象物，这一点我在《涂尔干学派与象征现实》已有提及。比如，律政剧中主角借助法庭这一社会抽象概念的具象物（“体制”（Institution））时，他便实现了自己的“正义”理念的延伸；通过对犯人实施刑法这一抽象概念的具象物时，他也就完成了自己身体的延伸…
然而在现实当中，更常见的事况却是类似押井守式的悲剧发展，在他导演的作品当中——《人狼》深沉的展现了人在体制面前的渺小与无力，旧社会把人变成了人狼，立场限制了选择自由，男女主人公的结局也被社会结构所决定，不愉快的元素被一 一甩到观众脸上，这也难怪押井守在行业中被称为最沉闷无趣的人，因为相比其他娱乐产品多多少少还保留着“造梦”的功能，押井守的作品则将现实全盘托出甚至加大力度的呈现“恶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问题讨论到这里便又产生了新的问题，结构性的力量无处不在，其对自由意识的排斥使人感到绝望，因为结构决定了“有无”，自由意识只影响了“多少”，于是乎人们无限的想象力被禁锢有限的“体能”之中，而这种有限的选择被马克思称之为主观能动性，主观能动性有两方面的含义： 一是人们能动地认识客观世界；二是在认识的指导下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而这也正与麦克卢汉的思想殊途同归：人类先是服从身体的逻辑，随后通过技术创造出新环境，而新环境培育出新技术，他把技术环境的创造比喻为树干的最新一圈年轮，并认为语言是人类的第一种技术。（在这里新环境指代新旧社会现实的交替，其中新的社会现实被人们当成了新的客观世界）除此之外，他还反复利用爱伦·坡《大漩涡》中水手自救的比喻：在大漩涡里逃生的诀窍是观察周围一切，是研究漩涡的作用并顺势而行，而不是抵抗它或延缓它的作用。
.
最近上映的《君の膵臓をたべたい》就讲述了面对有限自由意识时选择作出与上所述相似办法的故事。从整部片子的台词和情节设计来看，一股莫名地与“宿命感”作对抗的氛围笼罩着整个观影过程，比如“对不起，我无法接受这样的偶然”、“或许你明天也会死去”等台词就无不彰显出强烈地抗争感，但最直接的体现还要数那段雨中独白：
“这不是偶尔，我们现在走到这步，都是因为当初自己做出的选择，我们会同班也不是偶尔，也不是命运。为了写病情日志，我选择了那本书，喜欢书的你看上了那本书，所以捡起了那本书，然后你接受了我的愿望，你至今所做的选择以及我至今所做的选择，然后我们所做的每一个选择彼此互相叠加在一起，才让我们走到一起”
这段发言是典型的强调主观能动性的说辞，因为女主人公在尝试否定宿命论和决定论对自己生命的把控，然而片子最后女主人公死在了歹徒手中而不是绝症的爆发，BGMer Rくん对此有一段非常精辟的总结：“对人来说，世界虽然难以预料，但确实是讲因果的。当生活决定打我一顿的时候，我至少还可以选择递上左脸还是递上右脸。”
因此也正是这个故事恰好引出了一个让我为之共鸣的道理：环境选择了我们，而我们则假装拥有选择，但正是这种“主宰感”让我们得以摆脱无力的“宿命感”。
与我同样享有这份感受的还有乔纳森·诺兰，他在接受《西部世界 第二季》的采访时，曾用《辛普森一家》的开头动画比喻到：Maggie坐在车后手握着玩具方向盘，真正的方向盘在她妈妈手里，Maggie自己模仿着妈妈的已经做出的行动来转动方向盘，但她还是觉得自己是开车的那个人，而我们正是觉得自己握着名为自由意志的方向盘，但实际上只是一个乘客的那个人。
这个比喻的关键，在于“假装”一词，这也正是自由意志中的“目的合理化”问题，其关键理念在于：所谓人的自由意识不过是先做出选择，再通过赋予适当的理由来合理化这个选择的假象而已。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所认同且认知的主观能动性是带有“假装”这一属性的，而当我每次想起某些异想天开且不可思议的冲动时，海德格尔的一句名言始终会让我保持时刻警惕。
“人是被抛入世界、能力有限、处于生死之间、对遭遇莫名其妙、在内心深处充满挂念与忧惧而又微不足道的受造之物。这个受造之物对世界要照料，对问题要照顾，而自己本身则常有烦恼。处于众人中，孤独生活，失去自我，等待良心召唤，希望由此成为本身的存在。” ——海德格尔
#1 - 2019-2-20 23:48
京阿尼爱阿拉漫 (May the life be fulfilled and full of pony)
#2 - 2019-2-28 07:15
安笑言 (理性浪漫，诗性自由。)
#3 - 2019-3-1 16:15
Rくん (意识形态的水很深 你把握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