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则为花2019-2-15 20:56 /
我来说一件有趣的事情。
前几天去世的wg史研究大咖麦克法夸尔是如何评价mao的最后的革命的呢？麦氏说中国革命中存在“中体”和“西体”两个进程，从1900年起“中体”就处于一种不断失败的状态下，这种失败的顶峰即是1949年ccp的全面胜利并给中国移植来了一个崭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西体”。而mao对“十七年”（1949-1966）的反对，则是对“中体”的回归，旨在发展一种“中国的现代性”。所谓“打倒苏修分子”或“清除走资派”（这是“刘、邓反革命集团”最大的罪名，既修且资，并不矛盾），并非仅仅是施米特式的“决断主义”的政治话术，还包含着mao对赫鲁晓夫上台后美苏和平论调的完全厌倦——mao是一个喜欢混乱的人，他自诩为掌握了斗争的艺术，并深深期盼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革命。mao乐观地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死很多人，但结果是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
另一方面，如大多数人所说的那样，mao确实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出的秘密报告感到震惊，但这并非是权力上的——苏联没有了斯大林，还有列宁，但在中国mao既是斯大林也是列宁——而是出于对世界革命前景的忧虑。1958年，ccp以激进的姿态对金门展开炮击，但最终只是证明了苏修已经不愿意为其盟友承担哪怕一点点儿卷入世界大战的风险。mao对苏修的愤怒很快转变为了警惕党内的“赫鲁晓夫”（指刘少奇），这当然不是因为dang内有人可以谋篡mao的权力（虽然在几年后的《林副统帅第一号文件》中表现出了这种可能性），而是因为dang内有走资本主义路线的苏联修正主义投降派。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情势下，mao开启了中国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模拟革命”（他预计会有很多次）：他离开了dang中央开始疯狂地攻击dang并最终摧毁了dang；他确实没有直接下令处死他的任意一位同志，他希望他们能够挺过革命，但却漠视他们的死亡；生存才是一切，只有能够驾驭斗争的人，才是他的合格的继承人；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对于开启了culture revolution这一现代世界独特政治进程的mao，麦克法夸尔称其为与儒家极权主义融合在一起的“中国保守主义最后的守卫者”。
当然，我们都知道，在mao所属意的三位继承人当中，王洪文作为wg的参与者，被当作“四人帮”之一直接清除了；华国锋作为wg的受益者，则被当作小“四人帮”之一很快靠边站；只有deng作为wg的受害者，带领中国融入到了以日韩台新为样板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之中。wg在事实上破产了。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意识形态部门对《流浪地球》中国性的挖掘，仍是在一种西方式的普遍化民族主义的指导下。从中挖掘出来的词汇是如此的贫乏，以至于我们一眼就可以辨认出，所谓“集体主义”、“人类命运关怀”、“乡土情怀”之类的词语，不仅被“我们”的民族用来修饰自己，也被“他们”的民族用来修饰自己，并最终出现在千千万万不同国家的影片中——“我们”在这些影片中消失，剩下的只是修饰“民族”这一已经显得有些空洞的概念的陈词滥调。就如同伯林式多元主义所言，人类在基本价值层面已经达成了共识，至多是在具体概念的陈述中有些微“家族相似性”上的不同。人类迎来了一个“大同时代”。
但是，大刘的作品中果真缺少中国性的东西吗？对混乱的喜爱，对斗争环境下高度动员体制的推崇，出现在他的大多数作品中。因此我不会说大刘是毛左，大刘代表的是mao保守主义的一面，我也不会说大刘是组织论者（控制dang组织并表现出高度纪律性的人恰恰是刘少奇），大刘是攻击组织的人。但wg的最终失败同样给了大刘如同伤痕文学般的一刀，那就是死神永生。
我们可以回想起，mao在给刘少奇定罪并将林彪确定为政治继承人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曾说，现在是“军事共产主义”取代了“官僚共产主义”。mao希望他的继承人能够在斗争中找出一条永恒胜利的法则，但没过多久，林副统帅就摔死在了蒙古国的戈壁滩上。
前几天去世的wg史研究大咖麦克法夸尔是如何评价mao的最后的革命的呢？麦氏说中国革命中存在“中体”和“西体”两个进程，从1900年起“中体”就处于一种不断失败的状态下，这种失败的顶峰即是1949年ccp的全面胜利并给中国移植来了一个崭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西体”。而mao对“十七年”（1949-1966）的反对，则是对“中体”的回归，旨在发展一种“中国的现代性”。所谓“打倒苏修分子”或“清除走资派”（这是“刘、邓反革命集团”最大的罪名，既修且资，并不矛盾），并非仅仅是施米特式的“决断主义”的政治话术，还包含着mao对赫鲁晓夫上台后美苏和平论调的完全厌倦——mao是一个喜欢混乱的人，他自诩为掌握了斗争的艺术，并深深期盼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革命。mao乐观地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死很多人，但结果是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
另一方面，如大多数人所说的那样，mao确实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出的秘密报告感到震惊，但这并非是权力上的——苏联没有了斯大林，还有列宁，但在中国mao既是斯大林也是列宁——而是出于对世界革命前景的忧虑。1958年，ccp以激进的姿态对金门展开炮击，但最终只是证明了苏修已经不愿意为其盟友承担哪怕一点点儿卷入世界大战的风险。mao对苏修的愤怒很快转变为了警惕党内的“赫鲁晓夫”（指刘少奇），这当然不是因为dang内有人可以谋篡mao的权力（虽然在几年后的《林副统帅第一号文件》中表现出了这种可能性），而是因为dang内有走资本主义路线的苏联修正主义投降派。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情势下，mao开启了中国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模拟革命”（他预计会有很多次）：他离开了dang中央开始疯狂地攻击dang并最终摧毁了dang；他确实没有直接下令处死他的任意一位同志，他希望他们能够挺过革命，但却漠视他们的死亡；生存才是一切，只有能够驾驭斗争的人，才是他的合格的继承人；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对于开启了culture revolution这一现代世界独特政治进程的mao，麦克法夸尔称其为与儒家极权主义融合在一起的“中国保守主义最后的守卫者”。
当然，我们都知道，在mao所属意的三位继承人当中，王洪文作为wg的参与者，被当作“四人帮”之一直接清除了；华国锋作为wg的受益者，则被当作小“四人帮”之一很快靠边站；只有deng作为wg的受害者，带领中国融入到了以日韩台新为样板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之中。wg在事实上破产了。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意识形态部门对《流浪地球》中国性的挖掘，仍是在一种西方式的普遍化民族主义的指导下。从中挖掘出来的词汇是如此的贫乏，以至于我们一眼就可以辨认出，所谓“集体主义”、“人类命运关怀”、“乡土情怀”之类的词语，不仅被“我们”的民族用来修饰自己，也被“他们”的民族用来修饰自己，并最终出现在千千万万不同国家的影片中——“我们”在这些影片中消失，剩下的只是修饰“民族”这一已经显得有些空洞的概念的陈词滥调。就如同伯林式多元主义所言，人类在基本价值层面已经达成了共识，至多是在具体概念的陈述中有些微“家族相似性”上的不同。人类迎来了一个“大同时代”。
但是，大刘的作品中果真缺少中国性的东西吗？对混乱的喜爱，对斗争环境下高度动员体制的推崇，出现在他的大多数作品中。因此我不会说大刘是毛左，大刘代表的是mao保守主义的一面，我也不会说大刘是组织论者（控制dang组织并表现出高度纪律性的人恰恰是刘少奇），大刘是攻击组织的人。但wg的最终失败同样给了大刘如同伤痕文学般的一刀，那就是死神永生。
我们可以回想起，mao在给刘少奇定罪并将林彪确定为政治继承人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曾说，现在是“军事共产主义”取代了“官僚共产主义”。mao希望他的继承人能够在斗争中找出一条永恒胜利的法则，但没过多久，林副统帅就摔死在了蒙古国的戈壁滩上。
另外，我不清楚你说的“旧官僚派”是指什么？wg本身就是行政系统的领袖周主导的对dang的领袖的刘的清洗。当然，虽说周是中央wg小组的负责人，但他领导的行政体制确实与中央wg小组不相容，可中央wg小组至多在1969年“九大”上就不存在了，中央wg小组的领导人马上成为了dang的领导人（mao最厌恶的dang体制的复辟）。wg在1969年就已经结束，之后只是漫长的收尾。
中央如此，那么地方上又是什么样的？地方夺权高度依赖于军队的支持，即使是在夺权最成功的上海，姚文元也承认关键是军队站在了他们一边。地方上的混乱引来了军队的介入，70年代很多地方和中央部委都实现了军管，这就是mao所说的“军事共产主义”，其直接结果是军队的腐化，干部超员达50%，直到林彪摔死才有好转。1975年deng上台时仍需要冒着得罪军队系统的风险处理裁军事宜。认定wg失败根本不用等到1976年，官僚化程度是越来越高的，1969年连mao认为的最变化莫测的斗争都出现了常设“斗争指挥部”，但到了1976年连形式上的wg遗产也被人否定了。
再说了，70年代的大规模外资引入的“四三方案”还是MAO、ZHOU两人共同主持的呢，这难道与华国锋以及后来的Deng做的事有很大区别？
就像你强调的是意识形态上的事一样，我强调的只不过是经济结构的事罢了…
从本质上说，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想要发展现代化，有那个不需要外国“援助”的，就像你说的投谁都一样，目的都是发展现代工业...
而且，作为财政危机爆发的成本转嫁物，每次上山下乡都得多亏集体化才得以成功消化危机。
我不知道彻底失败的说法怎么来的，但要说集体化一点用都没有，我只能说要么是坏要么是傻...
苏联关系破裂后，工业发展旋即打落低谷，其中很大原因在于财政支出猛然上涨，中央的财政撑了几年，给各个地方的发钱，最后撑不下去了，于是中央发动地方积极性，于是就了大炼钢铁运动，背景是中央向地方的放权，随后就造成了条块分割，尾大不掉的状况，于是就有了MAO秘密召开会议，讨论的就是如何处理全盘苏化遗留下的体制不适应经济问题，然后MAO的文革理念就诞生了，财政跟夺权至此就挂上了关系，以至于后来的分税制改革也是中央向地方妥协的结果...
如果你要聊经济结构的影响，我们不是应该回到文革的背景下讨论前后变化且不仅限于集体化吗...
提农业集体化是因为这是mao唯一可以确定的经济政策。除此以外，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可谈的。政治本来就有相对于经济的独立性。我觉得你说的都只是政治的非预期后果。
当时，一方面是中国处于外部全面封锁和周边地缘环境高度紧张的压力下；另一方面，中国五十年代建设的符合苏联重工业管理模式的政府部门体制，一直就难以自觉地与主要依靠劳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经济方针一致起来，这些外部地缘政治和内部官僚化上层建筑都在中国接受前苏联投资形成的以国家工业化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必须做出调整的特殊阶段，具有直接的反作用。这个复杂的矛盾演化，使在支付了巨额对外债务之后的城市经济，第二次遭遇到“赤字+失业”形态的危机。
在此次危机爆发之前，当时在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国家经济工作领导人提出了“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旨在推进农、轻、重比例协调的经济发展模式，所针对的是五十年代因苏联投资而偏军、偏重的斯大林模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结构。
如果纯粹看当时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必要性，此议固然正确。但当年最紧迫的问题是中国周边“树欲静而风不止”
因此，最终形成了以毛泽东的意见为主的决策主张：一方面要克服困难，集中最好的科技力量上核武器。另一方面，宁可遭受损失也得把沿海容易遭受军事打击的基础工业转移到内地，形成国家工业“大三线”、地方工业“小三线”的战备经济模式。
同时，负责第三个“五年计划”制定的国家计划委员会被取代；不仅由留苏归来的中国高官专家按照“计划经济”体制要求搞的外来制度“移植”构想再度胎死腹中，而且苏联投资时期留下的政府经济部门在全面封锁、没有任何外部投资、几乎没有外部市场条件下，也愈益难以适应“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经济路线苏式上层建筑的改革迫在眉睫。（文革由来）
1965-1975年（包括“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几乎拿出全国基本建设资金的一半用于“三线"战略后方的建设。从1965年起，中国开始把沿海—些工业企业向西部和西北地区搬迁。
诚然，这种“三线建设”客观上只能是国家产业资本的空间移动，并没有“纵向”地调整原来的工业结构，何况转移到内陆和山区的企业布局相对分散，尤其不易形成工业配套条件。因此，不仅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国家工业发展投入的成本在基础建设上是显著增加的，而且国家在工业化空间布局调整上付出的这些巨大代价，都会造成更高的财政赤字，政府累积赤字爆发危机，其代价还是得向农村转嫁。
这种依靠国内自力更生和追加政府投资所延续的国家工业化建设，再加上1966年彻底偿还苏东投资形成的外债带来的压力，转而造成内生性财政赤字（对内负债但至少没有形成主权负外部性），导致危机发生，连带增长率下降，使形势更趋严峻。
而其延续城市经济的政府应对机制，也和1958-1960年危机情况大抵相同1968-1970年全国又有上千万知青下乡。总之，这第二次财政赤字增加造成的城市危机还是靠向农村转嫁危机代价而得以实现“软着陆”的。
WG绝对是对苏制的一次纠偏，因为七十年代的第二次对外引资，与五十年代的最大不同还在于，不再有当年的战略合作条件下的特殊优惠与苏联结盟时期，苏东国家派来大批专家和技工从图纸到工具的“手把手、传帮带”，在很大程度上节省了技术和管理成本。而中国人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转向西方之后，除了必须支付昂贵的“服务”（后来被称为“第三产业”)成本之外，还得在上层建筑领域让官员们备感痛苦地洗心革面，以转变过去照搬苏联政府体制（乃至整个相关制度体系）的思路，否则就不可能自觉地适应现在照搬西方生产线的情况及其内生性的制度需求——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随之被主管经济的高官们渐次提出并且“被演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