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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经济学,出处来源是《资本论》,很多人误称之为政治经济学,但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其副标题却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把《资本论》简单地理解为“资本经济学”也是不对的,因为它最主要的内容被掩盖了,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资本也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而金融资本才是《资本论》所讨论的重点。《资本论》之所以晦涩难懂,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基础是建立在对“经济学”以及“哲学”的双重批判与超越之上。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采用这种独创的“经济学—哲学”方法来进行写作,这种方法使得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陷入了双重困境,于是,经济学家们只好说《资本论》是哲学书,哲学家们则说《资本论》乃是经济学著作。而这不过暴露出现代知识最根本的缺陷与困境:哲学家不懂经济学,从而使哲学变成了玄学和空谈;经济学家不懂哲学,这使得经济学缺乏思想的含量,甚至变成了统计与解方程。

而要明确的是,马克思反对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也就是反对资本的生产方式,包括劳动异化以及从奴隶制发展而来的现代劳动雇佣制度。因为马克思一直在强调,资本是一种关系的表现,就像价值也是一种关系的表现一样。他在概念上严格区分了劳动价值与使用价值,并认为,劳动价值是劳动者在生产商品过程中所付出的一般人类劳动量,使用价值则是客观事物对于人的需要所产生的肯定与否定关系。而资本的也正是人与物、物与物之间关系,一旦脱离这种关系也就不再是资本。比如黑奴本身是黑人,黑人只有在当年的三角贸易关系下,它才能成为资本。现在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而资本所谓的关系正是被组织起来的生产资料,但是,马克思同时指出“劳动”却依然处于分散的状态,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资料(“资本”)面前,人变得更加孤立、劳动显得更加渺小了。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劳动在一定的关系下也可以成为资本(奴隶制、雇佣制),那么劳动的指向是劳动者本身,还是他人?讲到这里,马克思所要反对的“资本主义”的指向就很清晰了,这即是为自己劳动的私有制的对立面——对他人劳动的私有制。

再讲细点,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则是把一切社会财富转变为用货币表达的投资品—这就是“以货币为完成形式的价值形态”的含义。而待会要提到的“信用”无非就是把一切分散的资源集中起来,用作投资生利的工具。而如果没有信用机制作为手段,集中生产资料的这种进步就不可能完成。并且要想现代经济现象得到解释,首先必须将商品价值解释清楚,然后才能解释货币,其次再能解释产业资本,最后才能解释金融资本。

英国上议院的议员、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梅格纳德·德赛在《马克思的复仇》一书中说:斯密和黑格尔的学说构成了现代西方思想的两个基石,而斯密和黑格尔恰好也是马克思最主要的两个批判对象。

在批判亚当·斯密前首先要明确的是,自19世纪以来支配世界和人类经济活动的真正力量是对信用的垄断和滥用的“信用经济”而并不是所谓在“市场经济”,更不是所谓的政府与市场的对立,因为这两者都只是些小打小闹的问题。因此真正把经济学大师们分开的东西并不是他们对待政府或市场的态度,而是他们对待资本、金融和债务的态度。这个逻辑会稍后再讲。

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国富论》当中:提出了几个论断
1.        商品的价值就取决于其中内涵的劳动价值量或者一般劳动时间。
2.        货币的价值取决于一国的贵金属储备。
3.        货币交换与市场经济都深深地植根于人们与生俱来的“交换的偏好”。

关于第一点,亚当·斯密所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商品的价值就取决于其中内涵的劳动价值量或者一般劳动时间(这也是我们教科书上写的),这也是“劳动价值论”的正真出处,那些认为是马克思提出“劳动价值论”的人反而没想到是这是马克思嘲弄和讽刺的对象。而实际上,马克思对该部分的内容虽然在《资本论》里有写,但却是打了一个大大的引号的,他的意思其实是“据说,人们认为商品的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但我不确定”。

马克思对这个说法恰恰非常不满,他认为,这种回答只是把“劳动”量化了,并没有回答什么是“劳动”,或者说,它只把“价值实体”(劳动)等同于“价值量”(一般劳动时间),从而把一个哲学问题数学化了,并用偷梁换柱的办法回避了那个哲学的问题。因此在后面谈论商品拜物教时,马克思就说人们往往把神经兴奋当作现实当中的客观存在,而这些大脑里的想法却成了我们现实当中社会关系的构成。所以,类似地,我们所有关于商品价值的想法就是个迷,商品的价值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而是我们大脑中所衍生出的想法,而要破解这个迷又涉及到人的意识起源,因此最后马克思不得不这样在概念上严格区分了劳动价值与使用价值,并认为,劳动价值是劳动者在生产商品过程中所付出的一般人类劳动量,使用价值则是客观事物对于人的需要所产生的肯定与否定关系。而这个“肯定于否定”的说辞恰好说明了马克思的能力有限之处,因为直到现在也没有能知道人类意识的起源。

用我自己的理解来说,这就是涂尔干学派所指代的象征现实,而这一学派的研究成果最终指向了海德格尔所说的一句名言:“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人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不仅仅是工具,而就是存在本身。一开始是我们创造了语言,后来是语言塑造了我们。”

但是马克思也并没有完全否定“劳动价值论”,因为正如上文所言,马克思在概念上严格区分了劳动价值与使用价值,他肯定了劳动价值是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那么,马克思批判亚当·斯密的不足究竟在哪?

问题出在斯密混淆了商品的金融价值。这种“金融价值”是商品在金融时代所取得的一种形态,而这种形态虽然基础是劳动生产,但却是对只知道“商品市场”的斯密等人所看不到的。处在21世纪的我们其实很好理解这一道理,一件被金融化商品的金融价值可以远远大于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并且可以与其使用价值、交换价值毫无关系。

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商品的价格不再由商品的实际需求和供给决定,而是由金融资本利用其牟利的手段来决定。商品逐步金融化,开始是大宗商品,随后是房地产等资产类商品,现实普遍商品也出现金融化。

商品的价格波动区间在一定时期内主要取决于金融化的供求。金融化的供求主要有三个层次(且为递进关系):

其一是储备性的供求。国家和企业都会有一定的战略性储备,表现为囤积或库存,对库存的管理必然引入金融化的规避性交易,以追求储备性库存的保值和增值。

其二是交易性的供求。在金融市场上,任何避险的工具都具有交易的属性。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投机行为,于是纯粹交易性的供求通常会在“避险”的名义下产生,交易的风险和频率逐步升级。

其三是衍生性的供求。在衍生产品交易市场上,任何囤积的商品都可以作为或被用作衍生交易的基础投资工具,按照时间和空间的分割创造交易。这就使囤积的商品和投机的炒作构成供求双方,并独立于实体经济的供求和战略性储备的供求,发展成为多层次的金融交易。

而无论是储备性的供求,交易性的供求,还是衍生性的供求,都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市场交易风险放大。这也是现代经济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亚当·斯密为什么会犯这种错误呢,其实只要联系他所处时代就可得知,身处18世纪的工业革命的亚当·斯密所观察到的是工业资本于信贷资本之间矛盾关系,而身为苏格兰海关和盐税专员的亚当·斯密正是出于对“债务型国家”的憎恨——而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政府和国家,方才热烈地倡导自由市场和市场经济。这种对债务深深的憎恨反映在斯密笔下《国富论》的英国汉诺威王朝统治者迷信依靠借债、发债维持财政和经济活动。如果离开了对“债务型国家”的憎恨,我们就完全不能理解他对于“反国家的市场经济”的倡导与呼吁。因此,亚当·斯密著书构写《国富论》一书的实际目的是要反对以投机行为从事钱生钱游戏的货币资本家,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金融资本家,于是出于厌恶以及打压的目的,亚当·斯密否认了金融游戏所赋予商品的“金融价值”。

关于第二点,货币的价值取决于一国的贵金属储备。
实际上这个论断在亚当·斯密的时代是正确的,因为当时黄金是欧洲各国公认的一般等价物,金本位制曾有过三种形式,金币、金块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商品的价格都是有一定量的黄金表示,两者之间的内在价值是相等的,或者趋于相等。

在这一体系下,黄金作为诚实的货币,不是人为有意识决定的结果,而是自然无意识发展出来的结果。

然而,机械化大工业的发展使得商品财富迅猛增加,资本主义体系内外的货物贸易日益增加,但黄金的出产量不仅有限而且增长缓慢。原先起交换手段作用的黄金货币,已经不能满足快速膨胀的支付需求,从而推动资本主义私人信用支撑的票据产生(个人支票)。但逐渐地私人信用也难以支撑经济发展的需要,银行信用在私人信仰的基础上发展并逐步取代私人信用,银行券(Banknote)开始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信用。

一些国家为了准备战争,政府支出急剧增加,大量发行银行券,于是银行券兑换黄金越来越困难,第一次大战爆发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停止银行券兑换黄金并禁止黄金输出,这样一来就违反了自由兑换的原则。

银行券兑换黄金或白银的比例是固定的,所以它的大量发行导致能兑换的总黄金量越来越大,最后作为金本位下的信用储备——黄金遭到大量兑挤,金本位的国家货币信用基础遭到挑战

而大量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信用遭到质疑,维持金本位制的一些必要条件逐渐遭到破坏,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也就失去了保证。

而最后在国际收支恶劣、经济危机和英镑美元贬值的压力下,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放弃金本位制,金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宣告结束。

而其中,最关键,也是对现代经济体系影响最深远的发明创造则是银行券的诞生,银行券的出现使得货币的属性有了新的含义。

银行券的发明过程是这样的:

首先,它起源于战争,历史上1500年,欧洲有400多个国家,由于战争原因现在只剩下44个。打仗最需要钱,并且打仗是只会越打越穷的,因为这个过程恰好也是互相摧毁的过程,那为什么欧洲会这么多战事?斯密在《国富论》中就问过这个问题,而他的答案是:这是因为总是有人借钱给国王们打仗。

而早期的金融资本家,就是从那些“借钱给欧洲的国王们打仗的私人”中发展出来的。查尔斯· 蒂利指出:

“从历史上看,很少有大的国家能够用当前的财政收入支付它们的军事开支。相反,他们要以这样或者那样形式的借贷来应付短缺:让债权人等待、出售职位、向客户强行Loan、向获得将来政府财政收入分享权的银行家借钱。如果一个政府或者它的代理机构能够借款,它们就能……在收入之前花费。在收入之前花费使得昂贵的战争更为容易……而且,一个借钱很快的国家能够比它的敌国调动得更快,从而增加了它赢得战争的概率。毫无疑问,信贷的可利用性取决于一个国家对它以前债务的偿还,但是它甚至更多地取决于资本家的出现。资本家……把钱交到……国家手里,并且收取数量可观的税收的折扣作为他的信贷、风险和努力的报酬。但是更常见的是,资本家充当主要的公债的组织者和持有者。他们的活动也促进了国家经济的货币化。”

这种借债举兵的制度即战争国债制度创造了这样一个系统:
以国家的预期税收为抵押(国债),向有钱人融资获取战争物资。
而什么是国债?马克思说:“国债,即国家的让渡。”国家向债权人也就是金融资产阶级让渡了它的税收权和发钞权。
因为拿到了税收权和发钞权,这些有钱人又以国债(也就是国民收入)为准备金发行银行券,一开始这些银行券的用处只有办理期票贴现、发放货物抵押Loan、兑换贵金属。而随着国家债务的增加,银行券的发行也不断增加,为了回报金融资本家这个债主,政府便强迫老百姓接受银行家发行的银行券作为政府税收的工具,货币经济于是就普及起来。
而现在所谓的“货币化”也正是马克思所说的“以货币为完成形式的价值形态” 含义,现代资本把一切社会财富转变为用货币表达的投资品。

大卫·格雷伯曾经这样精辟地阐释了第一种世界纸币通货(英镑)的产生:
只有在亨利不偿还债务的时间段内,欠条才能充当货币使用。事实上,这正是最初建立英格兰银行(第一家成功经营的现代化中央银行)的逻辑基础。1694年,一个由英格兰银行家组成的财团,借给国王一笔120万英镑的Loan。作为回报,该财团在纸币的发行上获得了王室批准的垄断权。这就意味着对于王国中任何希望向财团借钱的居民,或者希望把自己的钱存入银行的居民,财团都有权用国王的欠条来进行支付。这实际上使得新的王室债务流通起来,或者叫作“货币化”。对于银行家来说,这件事意义非凡(最初的那笔Loan,每一年他们都能向国王收取8%的利息;同样,他们也可以向所有借钱的客户按8%的利率收取利息),但是只有在国王尚未偿还最初的那笔借款的情况下,整个体系才能存续。直到今天,王室仍然没有偿还那笔Loan;它不能被还清。一旦那笔Loan被还清,英国的整个货币体系将不复存在。

而这正是斯密所混淆了欧洲作为银行券出现的“债务货币”与当时在世界其他地区广泛流通的、作为商品交换的中介的金属货币(金银)之间的根本区别。结果,斯密就并不真正知道货币是什么,所以,他就不知道,虽然从表面上来看,金银对于欧洲生产力的发展似乎意义不大,但是却对白银缺乏而又以银为币的东方意义重大。大量的美洲金银被用于东方贸易,一方面使欧洲得以利用在斯密看来毫无用处只有交换中介意义的金银,近乎无偿地占有了世界最富庶的东方世界的产品;另一方面,欧洲贵金属的短缺则反过来促进了“银行券”对于贵金属货币的替代,促进了欧洲金融业和信用经济的发展。

现代西方世界意义上的货币是指建立在国家债务基础上的、由银行家发行的银行券。
但是,经济学家却说货币是商品交换的中介,这是不够准确的,因为这种说法忽视了支持“信用货币”的基础——信用,而现代一国货币的价值早就不是由贵金属所决定,它更多的是综合国力的体现。

而这种战争国债制度所导致的暴力,在二战中达到空前绝后的爆发——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01036494/answer/524429613

关于第三点,货币交换与市场经济都深深地植根于人们与生俱来的“交换的偏好”。

《国富论》的开篇有这样一段话,讲的是分工与交换,自《国富论》诞生以来,分工与交换就构成了经济学这门学科的两个基石,甚至可以说,经济学的一切都是从这极短的一段话里生发出来的:

“益处良多的分工,原本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的智慧确实预见到并期待着,分工能为人类带来普遍的富裕。它一定是人类本性中某一不易发觉的倾向缓慢而渐进达致的结果。也就是说,人类倾向于互通有无、物物交换、相互贸易。”

但是,在这里,斯密既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人类的智慧”,也没有告诉我们究竟什么是“人性”,他只是用“人类的智慧”和“人性”这两个空洞的词汇支撑起古典经济学的宏大叙事,用一系列让人犯晕的辞藻东拉西扯。比如,他一方面说分工“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另一方面说它是人类智慧的“预期和期待”,一方面说分工与交换一定是“人类本性”,另一方面不确定它究竟是哪一种人类本性,只好说它是“某一种人类本性”,是“不易发觉的”,是“人性缓慢而渐进达致的结果”。

而马克思则认为社会就是人之间交互活动的产物;在社会之上,又有一个经济层面,即一定的交换形式;而在经济层面之上,还有一定的政治组织形式,这是第三个层次。

互惠性的“让渡”—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采用的取代“交换”的范畴,它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学与斯密经济学在出发点上的区别。而古典经济学家们直接把交换和经济视为了基础,跳过了对社会关系的分析,但马克思则是把社会交往视为基础,从而把信用和人们之间的信任视为一切社会关系得以成立的前提。一言以蔽之,商品交换只不过是社会交往在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它是特定的、历史的,而不是永恒的、天然的。

通过阅读历史文献看到:所谓交换,乃是一种在敌对的部落之间展开的礼仪活动,它起初是与敌人打交道的方式,刚开始是敌对双方交换战俘,随后就是交换女人,这就是商周时期的情况。实际上,不必通过深奥的推演,我们就能够知道:交换并非人们最初始、最普遍的交往方式,交换也并不能构成社会关系的基础,因为我们与自己的亲人和朋友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那种商品交换关系。而比交换更为普遍的就是互惠和馈赠,这更接近于马克思所说的“彼此让渡”。比商品关系更为初始的人类社会关系就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的互惠关系。比如,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乡村里的“超市”是怎样运作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赊账,同时所有的人都在互相馈赠,而直接的货币交换其实是很少发生的,即使今天乡村共同体的交换活动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彼此信任的互惠关系,而非货币交易。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信用的产生比市场交换和债务货币的出现要早得多,信贷机制最早产生于伊斯兰世界,穆斯林商人之间通行的是互相预付、彼此赊销和复式记账,利息和放债是被严格取缔的,货币只是作为信用的补充,起着并不重要的作用。《圣学复苏精义》的作者安萨里首先提出了“什么是货币”的天才论断,他说:货币之所以能够成为价值尺度,恰恰就是因为它本身没有特性、没有价值,因为比较两个特性完全不同的东西,只能通过一个本身完全没有特性的第三者。而一旦承认货币本身有价值,那么钱生钱的游戏就会被合法化,炒钱这个行当就会凌驾在诚实的劳动和贸易之上。他们还知道,大规模的商业贸易活动,即在大的贸易商与供货商之间其实是很少用货币交易的,有实力的商人之间的交往和买卖采用的是“互相预付”和“复式记账”这两种信用形式,而货币只是作为零碎的结余工具而存在,实际上,只有小商小贩才需要货币。

什么是“交换”?交换就是在共同体之外发生的、彼此对立的陌生人之间的“互相让渡”。“让渡”不是“交换”,“交换”只是“让渡”的一种特殊形式。于是马克思这样说:“为使这种让渡成为互相的让渡,人们只需默默地彼此当作那些可以让渡的物的私有者,从而彼此当作独立的人相对立就行了。”

交换只是在互相对立的陌生人之间发生的一种社会交往方式,它一如既往地促使着社会关系向着“陌生人化”的方向发展。因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交换这种行为只能在共同体的外部发生,并随着人类共同体的破裂而壮大,即人们对待外人,方才采用交换这种方式。
故而,作为与外人和陌生人打交道的方式,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发生的。

古典经济学对于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叙述是完全颠倒的,用马克思形象的说法,它是“头足倒置的”。实际上,离开了信任,共同体的建立是不可能的,正如没有了信用机制,市场经济关系的建立同样也不可能。

与安萨里和斯密所阐释的那种货币不同,近代意义上的货币并不是“交换”的产物,那种货币也绝不是在长期的交换活动中自然形成的“一般等价物”,近代意义上的货币其实是指在债务基础上发行的银行券。作为银行券的货币是近代西方的发明,它的基础是债务,因此,它并不是“市场经济”(劳动券)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债务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

聊完亚当·斯密,我们现在沿着马克思的理解来评判黑格尔。

1843年马克思写了一篇名叫《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手稿。
主要批判的对象是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其内容总结起来其实就是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法的基础什么?黑格尔认为法的基础是自由,自由又是对于物的支配,也就是人对于物的支配,随后也就衍生出了所有权的法律以及物权的管理。而马克思联系社会现实认为黑格尔的说明有问题,因为现实的情况是某些劳动者并不能支配自己创造物,这层关系又反应在价格上。所以,如果自由是人对物的支配,那么劳动者对于自己劳动产品的支配,不正是人类解放以及实现自由的意思吗?而这正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一句口号:“解放全人类。”

除此之外,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里还认为自由是人对于物的支配,因此创造物的人有权转让、出售该物给他人,但是在转让的过程当中并不会转让劳动者的人格、个性,也就是自由意志,因为黑格尔认为这些都是人本身圣神不可侵犯的一部分。但马克思举了个例子否定了这个说法,他说“信贷”即是在转让过程中转让了信贷者的声誉,地位,美德。
因此黑格尔所建立的法律体系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否认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

并且黑格尔把欧洲的道路、把基督新教当作了一个普遍的解释框架和普适的价值,从而表现出一种非常片面的视角。黑格尔的历史叙述如斯密的一样,讲的只是西欧内部的辩证法或辩证发展,给人的印象似乎是西欧可以脱离当时的世界而独自“辩证地发展”。他们不但对于中国很无知(尽管斯密赞扬过中国的市场,但黑格尔却几乎一直把中国人等同于鞑靼人),而且他们更完全忽视了伊斯兰文明的动态发展进程。无论斯密还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他们对世界史叙述的一个极大的缺陷均在于,没有包括从罗马帝国衰落到文艺复兴之间8 个世纪的历史内容,人类历史在他们那里一下子就少了 800 多年,而这样的欧洲史、世界史难道不是断裂的吗?

因此,在聊完黑格尔的理论缺陷之后,这就引出了伊斯兰文明对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讨论。实际上之所要谈到伊斯兰文明,是因为它在本质上是反对基督教文明的“债务经济”。

也正是伊斯兰商人,而不是欧洲人,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国际信用体系。在欧洲的黑暗时代,伊斯兰文明所建立的这个信用体系以印度洋为核心,横跨西亚、北非和南亚,从而铸造了中世纪人类经济的辉煌时代。实际上,商品和财富的证券化也正是伊斯兰商人的发明。尽管伊斯兰文明创造了先进的信用体系,但是从伊斯兰文明中也没有产生资本主义。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是: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跨国信用网络的伊斯兰文明却严厉地禁止利息和高利贷,这一点最值得研究。古兰经中有多处条文涉及于此。如黄牛章第275节“真主准许买卖,而禁止利息”,这句教义把经济贸易活动与放债取利严格地分开了;再如黄牛章第276节“真主夺利息,增长赈物”,这句话里更包含着一个重要信息:尽管金融机构应该收取服务费和手续费(贴水),但却不能收取高额利息。伊斯兰教义对此的解释非常简要:按照伊斯兰教义,如果钱可以生钱,那么就没有人再愿意从事艰苦而诚实的贸易了。可见,伊斯兰文明也许最早认识到:“贸易自由”与“金融自由”绝不是一回事

本来,像伊斯兰教一样,基督教和犹太教也是严格禁止放债的,但是在《申命记》(23:19-20)中,这种禁止松动了,变成了对于“敌人”和“外人”可以放债。由于犹太人看别人都是“外邦人”,所以“外人”和“敌人”其实就是同一个词,于是,放债这种行为在西方世界一开始就是作为有意识地打击敌人的武器而存在。所以,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绝非起源于“交换”,而是起源于“赔款”,起源于债务。市场经济绝不是什么交换发展的产物,市场交换无非是与外人、陌生人打交道的方式,而债务关系则不过更进了一步—它是与“敌人”打交道的方式。

伊斯兰经济学家安萨里曾经非常明确地说明了货币的本质:正如语言中的介词一样,货币不过是交换的中介。而斯密继承了安萨里的遗产,不过这种遗产的继承却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生的,针对的也是错误的人。因为在斯密所处时代的英国,货币并不是“交换的中介”,而是以汉诺威王朝的国债为抵押而发行的银行券,斯密本人对这种会毁灭英国经济的债务货币深恶痛绝,并因此幻想着一种“正确的货币”,而他所幻想的其实也就是安萨里所说的作为市场经济产物的一般等价物。

斯密当然知道,在安萨里所生活的伊斯兰商业黄金时代,支配商业流通的是复式记账和商人之间的互相预付制度,因此,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活动并不占支配地位,而货币只不过是小商小贩的必需,真正支配起横跨欧亚的伊斯兰贸易网络的是信用,而不是货币,而那种信用制度恰是与伊斯兰信仰的传播(进一步说,就是与“伊斯兰商人伦理”的确立)密切相关的。

在马克思看来,货币是在市场交换中“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那种观念,这在欧洲只是一个传说,更确切地说,这只是一个《一千零一夜》的传说,欧洲并没有安萨里所说的那种“基于社会合作”而形成的市场,只有斯密那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排他性的、竞争性的市场,欧洲意义上的货币并不是作为一般等价物而存在,因为它只是以国王债务为抵押的银行券而存在。

从此,货币不再是安萨里所说的“交换的中介”,当然,货币也不是斯密所说的“一般劳动时间的度量”,因为货币成为信用货币、信用凭证,货币流通则为“信用凭证的流通”所代替,商品生产与交换不再追求货币,而是追求信用凭证。于是,经济活动本身就此发生了分裂:一方面,是商品生产与交换以“互相预付”的方式取得了全新的、迅猛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对于“这种预付的流通工具”的经营,成为人世间最有利可图的生意,这使一个区别于商品生产与交换的领域(金融领域)应运而生。

经济学从此也一分为二,成为商品经济学和金融经济学。

从这个意义上说,阶级斗争学说只是市场竞争理论的产物,它讲述的无非是围绕着“工资劳动”展开的企业主与工人之间的竞争,它甚至没有触及“作为信用的资本”和“作为资本的土地”,没有触及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剥削制度得以成立的私人垄断信用,进而垄断生产资料这个“制度异化”的基础,因此,它混淆了资本家与企业主的区别,也就不能解释使得企业主如此丧心病狂地压榨工人、盘剥剩余价值、不顾一切地追求利润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

这个原因实际上在于:一切资本主义企业都是“负债经营”的,即企业主实际上都是拿着投资者的钱在经营,其中他自己的钱只占经营资本的很少的一部分,于是,像企业主在工人阶级头上挥舞皮鞭一样,企业主自己的头上也有银行家和投资家在挥舞债务的鞭子。

因此生产经营者之间“互相预付”的交往方式推动了现代商品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而对“预付的流通工具”的经营则催生了一个独立的金融家集团,当后者为前者服务时,商品经济就会健康发展,当后者完全脱离前者,靠发明和经营“预付的流通工具”而自顾发财时,就会发生金融危机—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经济危机”。

企业主和经销商固然能够支配和压榨劳动者,但是他们却不能支配作为“预付的流通工具”的信用货币,相反,他们必定要依赖这种预付的信用工具而经营,而信用工具的发明权和经营权却掌握在独立的金融家手里,这就是资本主义体制的特殊性。通过发明和经营信用工具,金融家可以使G直接变成G',也就是说,不用借助W,甚至不用直接剥削工人,金融家的超额剩余价值就可以实现—因为他们能够剥削一切人,包括企业主和经销商。

比如说,通用电气公司早已经不必生产电器了,因为它的信用评级很高,便可以从银行以极低利率Loan,然后再把钱以高利率贷给信用评级低的企业。从这点来说,离开生产环节而直接赚钱,这固然是狂想,然而这却正是今天资本主义的现实。如果马克思生活在今日,就会这样说:资本主义的奥秘就是,依靠垄断信用机制,G就能直接变为G',即不必经过商品生产环节W,就可以获得剩余价值。

当资本主义经济完全脱离了生产和商品生产,并与生产和实体经济相对立,它就会堕落成为马克思所谓的“买空卖空、票据投机和没有任何基础的信用制度”。今天,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经济体所陷入的困境,以及遍布世界的金融危机的根源就在于此。

话说原伊斯兰教义的投资活动好像更像是合伙开厂但没有收取利息的部分来着,至于现代债务经济要收取的利息部分好像没几个经济流派以及哲学流派讨论过它的正当性...
#1 - 2018-12-14 23:11
(戯言なんだよ)
倒数二三段里的G和G'的具体含义是什么?W就是working?
倒数第四段第二行的末尾的“后者”应为“前者”?还有大概三个错别字无关紧要就不说了。

那共产主义社会里的人类就是同属一个共同体?同时只有生产资料不存在“资本”?
#1-1 - 2018-12-14 23:24
渺子
G代表货币,W代表商品,G′代表实现了价值增殖的货币资本.
其外还有A代表劳动力,Pm代表生产资料,P代表生产过程,W′代表包含了剩余价值的商品.

“资本所谓的关系正是被组织起来的生产资料”
#1-2 - 2018-12-14 23:35
padorax
muon 说: G代表货币,W代表商品,G′代表实现了价值增殖的货币资本.
其外还有A代表劳动力,Pm代表生产资料,P代表生产过程,W′代表包含了剩余价值的商品.
好的,谢谢!
#2 - 2019-3-8 00:48
(意识形态的水很深 你把握不住)
又通读了一回,简要回顾一下历史。(bgm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