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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体系论的近现代表现

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发展与进程
产业资本——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地开拓，开启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
此时资本主义处于“重商主义”的商业资本扩张阶段。
小生产者被迫同生产资料分离，使得社会生产资料集中到少数人手里。
同时殖民地的开拓也使得其完成原始资本的积累。
（英国：圈地活动 世界：殖民主义）

到了17世纪，以西方封建制度的崩溃和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为标志，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迅速扩大，工场手工业狭隘的技术基础发生矛盾，导致需求大于供给。
在竞争中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天然的要求改进狭隘的生产技术，推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使得为了获取超额利润的资产阶级拥有了机器作为剥削工人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
主要表现为资本增密导致技术增密，技术增密导致排斥劳动，排斥劳动导致工人生活水平下降。
而该结论的另一方面也先展示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引起生产集中，当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走向垄断。对生产技术的改进，继续推进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产生了垄断。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最初的垄断资本主义表现形式是私人垄断资本的形成和发展，此时生产具有空前庞大的规模。
但人们的支付能力由于垄断资本剥削加重而远远落后于生产的增长，使得生产的扩大日益受到市场容量的限制。其中导致了经济危机一轮接着一轮。因此，当产业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必然要求对外扩张，开拓新的市场。殖民地、半殖民地既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又是他们的投资场所。
不仅通过商品输出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原材料进行不等价交换，同时通过资本输出来榨取高额垄断利润，通过将过剩资本转向国外，垄断原料来源并带动商品输出来获取高额利润。
将原先自给自足的国家日益纳入世界经济范畴，出现了国际劳动分工。
随着世界市场份额总量的稳定，新旧殖民者矛盾激化，各列强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展开了重新分割世界领地的斗争，最终导致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战后，生产社会化的高度发展已经使得私人垄断资本难以满足社会再生产所必需的条件，单纯依靠私人垄断资本的力量和市场的自我调节已难以解决由结构失衡所造成的经济动荡。
在此情况下，资产阶级国家和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国家垄断资本应运而生。
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旧时的私人垄断资本的特性以及延续到国家垄断资本的身上，工人工资的提升按比例远远跟不上工商业利润的增长。工人购买力不足，生产过剩问题严重，激化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最终导致1929年至1933年经济危机的大爆发。
矛盾爆发后，国家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两类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不同态度，一派是以美、英、法等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所进行“反经济危机”的“调节”，突出代表是“罗斯福新政”；另一派则是以德、日、意等法西斯国家为主的，全力发展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其目的还是延续一战占有更多市场份额的意图。

二战后，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面临战后重建的任务，在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纷纷采取了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同时还推行了比较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平等，缩小了贫富差距，杜绝了因贫困引发的许多社会问题。
这样一来就进入了以产业资本为主的持续发展时期，也就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


金融资本的发展——虚拟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形成：
在产业资本大力发展的同时，金融资本也随之萌芽发展。
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乃至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前，世界货币体系不管是金本位还是金汇兑本位制，都主要以黄金为基础。商品的价格都是有一定量的黄金表示，两者之间的内在价值是相等的，或者趋于相等。
在这一体系下，黄金作为诚实的货币，不是人为有意识决定的结果，而是自然无意识发展出来的结果。

然而，机械化大工业的发展使得商品财富迅猛增加，资本主义体系内外的货物贸易日益增加，但黄金的出产量不仅有限而且增长缓慢。原先起交换手段作用的黄金货币，已经不能满足快速膨胀的支付需求，从而推动资本主义私人信用支撑的票据产生（个人支票）。但逐渐地私人信用也难以支撑经济发展的需要，银行信用在私人信仰的基础上发展并逐步取代私人信用，银行券（Banknote）开始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信用。

一些国家为了准备战争，政府支出急剧增加，大量发行银行券，于是银行券兑换黄金越来越困难，第一次大战爆发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停止银行券兑换黄金并禁止黄金输出，这样一来就违反了自由兑换的原则。
银行券兑换黄金或白银的比例是固定的，所以它的大量发行导致能兑换的总黄金量越来越大，最后作为金本位下的信用储备——黄金遭到大量兑挤，金本位的国家货币信用基础遭到挑战

而大量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信用遭到质疑，维持金本位制的一些必要条件逐渐遭到破坏，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也就失去了保证。

而最后在国际收支恶劣、经济危机和英镑美元贬值的压力下，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放弃金本位制，金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宣告结束。具体发展如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竞争中胜利存活下来的资本，尤其是银行资本和大产业资本，在国内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地位。银行资本和大产业资本互相渗透、融和逐步发展成为垄断金融资本，成为最高形态的垄断资本。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唯一幸免于难得工业化国家，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大都被炸成废墟，工业体系遭到毁灭性打击。而且只有美国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完成了金融垄断资本对工人阶级和中小企业进行的一场掠夺，所以只有美国有足够且完整的产业资本完成最后的资本集中，虚拟资本主义开始萌芽。

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国际货币金融关系又有了统一的标准和基础，在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扩大了世界贸易。

又因为，金汇兑本位制意味着货币的价值和数量由黄金储备粮决定，也就意味着在Gold Standard下货币的发行量受到物质生产的限制；美元与黄金挂钩使得美元成为核心货币，储备美金和黄金成了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量的基础（此时美国除外），这样一来的美国便相对控制了各国的经济命脉。

但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以美元和黄金为基础的金汇兑本位制。
它必须具备两个基础前提：一是美国国际收支能保持平衡；二是美国拥有绝对的黄金储备优势，因为只有这样美元的价值才有保障，各国才会信任美元。
但“特里芬难题”就指出了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
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长期的贸易逆差可以和强势货币并存）

最终在国际收支恶化（指贸易逆差）、经济危机和英镑美元贬值的压力下，美元国际信用严重下降，各国争先向美国挤兑黄金，而美国的黄金储备已难以应付，因此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17年宣布终止黄金与美元挂钩，布雷顿森林体系从此瓦解。
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放弃金本位制，金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宣告结束。

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与黄金脱钩就进入信用货币体系，美元的发行摆脱了物质生产的限制（美元从此成为“新黄金”也称为“美金”）
从理论上，各国央行可以无限制地满足虚拟经济膨胀对货币的需求。
加上资本主义各国在20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之间纷纷完成工业化，产业资本的发展达到顶峰，转而发展金融资本。虚拟经济急剧膨胀，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推动了虚拟资本主义的形成，从物质生产部门转移到非物质生产部门（本质改变）。

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争夺的焦点从抢占生产资料和商品市场转向控制国际资本的流向。
但由于冷战的影响，全球市场分割为各自封闭的市场。
资本主义经济体内的物质产品需求逐渐饱和，产业资本通过发展物质生产谋求利润空间已日益狭小，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产业资本竞争不断加剧。比较典型的事例是“广场协定”。
冷战结束后，长期被“冷战”抑制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的经济竞争压力突然被释放出来。
以发达国家的跨国并购和跨国公司为代表，跨国公司的发展带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同时也带来了产业的转转移。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生产要素价格的大幅增长，与发展中国家低廉的生产要素之间形成了巨大落差。

因此，冷战结束后，资本的逐利性推动发达国家物质产业的向外转移。
因此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先后走上了虚拟资本主义，成为了主要依靠金融业支撑的“金融国家”；例如，英国第一大产业是金融，第二是旅游，都属于第三产业，制造业和农业都没有地位，只有保持英镑币值长期高于美元，对其他国家占有汇差，以便靠进口过日子。
而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则因为大量承接了发达国家的实体产业而成为“实体大国”，也就是制造业大国。另一些曾经的发达国家如俄罗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以及工业化受阻的巴西等国则依靠出口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成为“资源国家”。

而“金融国家”则依靠右偏态的U型曲线成为虚拟经济时代的最大受益者。



金融资本——虚拟资本主义的特征
价值脱离使用价值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基础，和价值一起构成商品的二重性。
因此，商品的价值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存疑）决定，商品价格由市场需求和供给决定，但其市场价格围绕商品价值波动。

不过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商品的价格不再由商品的实际需求和供给决定，而是由金融资本利用其牟利的手段来决定。商品逐步金融化，开始是大宗商品，随后是房地产等资产类商品，现实普遍商品也出现金融化。

商品的价格波动区间在一定时期内主要取决于金融化的供求。金融化的供求主要有三个层次（且为递进关系）：
其一是储备性的供求。国家和企业都会有一定的战略性储备，表现为囤积或库存，对库存的管理必然引入金融化的规避性交易，以追求储备性库存的保值和增值。
其二是交易性的供求。在金融市场上，任何避险的工具都具有交易的属性。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投机行为，于是纯粹交易性的供求通常会在“避险”的名义下产生，交易的风险和频率逐步升级。
其三是衍生性的供求。在衍生产品交易市场上，任何囤积的商品都可以作为或被用作衍生交易的基础投资工具，按照时间和空间的分割创造交易。这就使囤积的商品和投机的炒作构成供求双方，并独立于实体经济的供求和战略性储备的供求，发展成为多层次的金融交易。

而无论是储备性的供求，交易性的供求，还是衍生性的供求，都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市场交易风险放大。

资本脱离实体产业
在“虚拟资本主义“阶段，由于货币脱离了黄金，资本的膨胀可以摆脱物质生产过程的束缚，产业资本和物质生产过程就变得可有可无了。进入虚拟资本主义时代后，通过对虚拟资产的炒作也可以实现货币货资本“账面价值”的增值。因此可以不再干物质生产的“倒霉事”了。

在实际过程中，股票、债券、外汇和房地产等虚拟资产的所有者，虚拟资产为抵押→银行Loan→市场炒作→获取更多虚拟资产→继续抵押换取Loan，如此往复循环。
在这个过程中，货币需求的产生已经主要不是来自于物质生产与流通规模的扩张，而是来自资产价格的膨胀，资本开始脱离实体经济。（这与现在大学里学的主流宏观经济学不同了）
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中央银行的货币创造可以摆脱物质生产的限制，因此从理论上讲，可以无限制地满足虚拟经济膨胀对货币的需求。
由于货币资本的膨胀比起产业资本的扩张速度要高得多、容易得多，于是就引起了产业资本家向货币资本家的回归。
所以金融资本家又重新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主体，国家利益也由此更集中表现为金融资本家的利益。
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长期奉行“强势美元政策”，就是因为只有保持美元的强势，才能吸引世界各国的资本持续不断地流向美国，从而把美国的股票、债券和地产价格推高，以满足美国金融垄断寡头的利益需求。



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的矛盾与焦点
主要矛盾的演变：

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世界主要存在着三类矛盾，即：
1.        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资国内）
2.        帝国主义国家宗主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矛盾。（资国与殖民地）
3.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围绕着资源和市场争夺的矛盾。（资国之间）

一战后，三大矛盾变成了四个：
新增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资国与社国）

二战后，原来的新矛盾进一步扩大：
东欧和亚洲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形成了东方阵营，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变成东西矛盾。
东西矛盾成为支配战后59年冷战结局占主导性地位的矛盾。
同时，原来的殖民地纷纷独立，从过去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变成南北矛盾。
南北矛盾主要的形态是发达国家以价格高昂的工业制成品从发展中国家交换原料，初级产品、能源、矿产品等资源，以剪刀差的形式摄取发展中国家的财富。

冷战结束后，苏东集团解体，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东西矛盾，四大矛盾又变成了三个：
新全球化以来，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大规模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南北矛盾大为缓和。

然而，南北矛盾弱化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却都有所激化。
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主题表现为，随着产业转移出来以后，发达国家失业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以至于金融危机后，有些欧洲国家的失业率居然能够达到20%，这样的失业率在1933年大危机时都没出现过。
另外一个激化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的原因是财富集中，也就是贫富分化。2011年9月17日，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浪潮波及全球。
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则要从冷战结束前讲起，冷战结束以前不管是日本还是欧洲国家都不得不在经济利益上对美国让步，因为美国提供了安全保护。但冷战结束后，欧洲在次年迅速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标志着欧盟成立的起步并开始脱离美国。

欧盟成立后：
主要矛盾格局又回到一战、二战前的状态，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再次成为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
货币霸权的争夺成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主要矛盾
在世界经济高度金融化的今天，资本主义国家最便捷的赢利方式就是通过用虚拟资产与他国交换物质产品。而要做到这一点，这些虚拟资产必须具有“硬通货”特征，而“硬通货”也就意味着货币霸权。
目前，美国可以通过印刷美元来支付贸易逆差，从其他国家地区取得商品，这是因为美元至今然被世界认为是“硬通货”。美国可以不生产商品，而是用金融手段无限扩张信用，最后用以从全球尤其是东亚地区交换物质产品，这是美元的国际货币属性赋予美国的特权。
而欧盟对货币霸权争夺，原因在于当世界的剩余商品只能满足美国或欧洲一方的时候，那么这就要比较谁的通货更“硬”。（因为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已经大不如前，但需求却日渐扩大）


金融资本——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的危机
经典的资本主义危机描述指出，大批资本家投身于工业，生产很快就超过消费，结果，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起出去，所谓的经济危机就到来了，具体而言——生产过剩出现了。

但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与以往资本主义危机完全不同。以往的各次危机都表现为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危机。而此次危机，是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而实体经济生产相对不足的短缺危机，从国家来看，则是金融国家的生产短缺和制造业国家的生产过剩。

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生产要素之间巨大的价格体系落差导致产业出现转移。

虽然说，全球化的生产在传统资本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就已经出现。但在二战以后，美欧联盟使得发达国家之间成为一个整体，而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不相往来。而且由于美欧资本的回报率基本一致，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国家间产业转移也毫无意义。这一时期内，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两个生产体系及不同的分工体系，也造成了两种不同的价格体系。

而随着冷战的结束，阻碍要素流动的闸门被打开，几十倍的要素价格差异导致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不可抑制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最终导致发达国家的实体产业空心化，国际贸易逆差规模越来越大。
在金融危机发生前，发达国家可以通过金融资产交换实物商品来弥补其国内的生产不足。但危机爆发后，其金融市场信用崩溃，金融国家只能依靠主权信用与实体国家做产品交换，于是大量增发国债。而国债的过量发行导致国家信用下降，最终只能通过大量增发货币（美元贬值，创造了外汇投机的机会）来直接交换实物产品。

这样一来，货币霸权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从之前的获取本国货币铸币税权转变为本国货币对实物商品的优先交换权。

与金融国家的生产不足相对应的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国家遭遇了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
而具体原因则在于：
1.        发展中国家凭借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优势，成为了发达国家产业的主要转移目的。
2.        加上发展中国家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热衷于招商引资大规模接纳发达国家过剩的落后产能，导致国内产能急剧扩大，而市场有效需求不足，最终形成了对出口的严重依赖。
3.        在金融危机后，金融国家经济疲软，已经无力消化发展中国家的相对剩余产能，为了自救，发展中国家反而放松银根（为了维持国内现金流稳定）进一步扩大产能，生产过剩危机愈发严重。


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导致与实体经济严重失衡
从产业结构来看，全球的产业经济形成了一个倒三角。以往金融作为经济结构的顶层分量比较小，中间的制造业稍大一些，基础资源的分量更大一些，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正三角形。现在却反过来了，这样一来就形成了难以稳定的倒三角形。

现在全球的生产不足，也是一种相对不足，是制造业国家和资源国家的利润难以支撑金融国家金融资产利润的不足。
危机的形成源于泡沫的破裂。金融直接同资源产品结合，是形成泡沫的温床。当泡沫被无限制造出来的时候，制造业和资源的底就相对变小了，“形”托不住“神”，于是泡沫破裂，短缺立现。
原来的短缺是一个隐形的短缺（指金融国家的生产短缺），金融国家通过生产金融商品同制造业国家交换足够的实物产品（过剩商品），但金融泡沫破灭以后，金融国家无法再用金融商品交换到足够的实物商品，短缺就从潜在变成实际的，从而爆发短缺危机。


金融危机导致发达国家原有平衡机制失效
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美国通过金融资产与其他国家交换实物资产是经过两个流程实现的。
①        首先，美国用美元购买其他国家的实物商品，输出的美元变成其他国家的美元储备，美元输出到海外，而实物商品输入到美国。
②        但实际上，美元输出海外之后，大部分不在海外停留，而是会回流美国。粗略数据显示，每年只有600亿左右的美元不会回流美国，这也就意味着对于8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来说，绝大部分美元是流出后再流回美国的，否则美国难以通过每年仅2000亿至3000亿的货币发行量维持其经济（8000逆差说明2000、3000的货币发行量经历了多次交换循环）。而这一关键过程，美国主要是通过输出金融商品来回收美元。

所以，在经济虚拟后到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通过金融商品与其他国家交换实物产品以实现实物产品的供求平衡。

所以尽管美国本国实物产品收支有逆差，但是其通过资本项下的顺差（金融商品使得美元得以回流）保证了经常项下逆差（实物商品的购入所花费的美元）有来源，而且经济能保证良好的增长。

然而金融危机的爆发打破了这种平衡。
金融危机后，美国金融市场崩溃，美元无法回流。美联储不得不持续推出QE(Quantitative Easing)，就是因为美国政府必须向市场注入基础货币，才能把主要的金融机构挽救回来。也就是说，美国希望恢复全球投资人对其金融机构的信心，但是由于成效有限，资本项下顺差的收窄导致经常项下逆差随之收窄，用以金融商品交换实物产品的方法将难以持续。

同时，各种原因下美国想要恢复生产能力以实现实物生产消费平衡也相当难，美国被迫依靠主权信用才能与实体国家做产品交换，于是大量增发国债。而国债的过量发行导致国家信用下降，最终只能通过大量增发货币来直接交换实物产品，拼的是美国的国家信用。


危机的去从
按照上面的分析，从逻辑来说，发达国家的生产存在短缺，就应该通过投资增加生产，但是现在发达国家的投资并未出现明显的增长。花旗银行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发现，虽然企业的现金储备增长很快，但债务增长更快，现在占总债务的比例正在迅速下降。这表明企业仍在扩大其资产负债表，在美国QE的推动下仍在继续加杠杆。（举债吸收现金，但没有进行投资）

实际上无论是美国、欧洲或者日本，他们采取的方法都是进一步扩大虚拟经济，就是所谓的定量宽松（QE）、增发货币，然后把增发的货币变为各国的国债，特别是美国的国债。当然，他们也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比如美联储只是定向地向银行提供基础货币（也称高能货币），避免把美元直接注入市场引起他们的通货膨胀。但也是这种技术性手段恰恰等于通过国债方式，把金融泡沫引到了世界市场上（因为没有直接投入实体产业，而是通过银行引导）。

造成的结果就是，从2012年12月至2014年6月，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接连遭到下调，这段时间内下调幅度已经达到15%。但讽刺的是，同期代表全球股市的MSCI世界股票指数却飙涨了40%，创下纪录新高。2014年6月底，代表全球央行的国际清算银行（BIS）曾发出警告，称目前繁荣的金融市场已经与后金融时代仍显病态的经济脱钩，在全球经济还未完全恢复的时候，资产泡沫已经开始形成。


危机后的国际政治格局

发达国家纷纷进入战略收缩期
危机波及的主要国家，如美国、欧洲各国等在几个方面均表现出收缩的趋势。首先是商品贸易市场，特别是进出口都处于收缩状态。其次，产业也在收缩。
金融危机后，中国、印度、巴西这些金砖国家的工业增加值、进出口贸易在全球GDP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
并且资本市场方面似乎也有收缩的态势，像华尔街、伦敦、巴黎、东京这些传统的资产市场在全球资产市场中所占的比重都在下降，与此相对应的中国上海、深圳、香港、新加波等新兴的资本市场所占比重却在上升。
从这个角度来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金融、产业在进行大的调整、比例在下降，呈现出相对收缩的态势。

实际上、金融危机导致金融国家最为明显的收缩表现在军事力量上，尤其是美国。资本主义虚拟化经济的生产方式是必须有一个成本支出，这个成本支出就是军事实力，也就是说货币霸权的维系要靠军事实力的支撑。危机爆发后，美国实现的贸易逆差已经越来越少，也就是资本净流入在减少。随着资本流入的减少，美国不得不压缩成本，其军事力量也被迫进行收缩。数据显示，2013年美国经费预算是6328亿美元，比2012年减少了5.6%，其中海外战争经费减少了818亿美元。

全球化进程出现退潮
金融危机后，由于发达国家深陷生产不足危机，为了缓解生产不足，发达国家提出再工业化的计划，为了加强对本地产业的支持，不惜重新祭出贸易保护大旗，导致全球化进程缓慢。
全球化形式缓慢的同时，以“WTO”为主的、传统的全球贸易规则正在被“颠覆”。在多变贸易谈判停滞不前的背景下，世界主要成员国纷纷转向区域贸易协定的谈判，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加快了对现有多边机制的颠覆速度，美国开始向TTP和TTIP这样的区域自贸区转变，不过当时的总体进展较为缓慢，表现出美国无力控制全球贸易又想从国际贸易中获利的窘况。中国也把握了这一时代特点，提出了自己的一带一路计划，不过出发点与美国所不同的是中国即有生产过剩的问题，又有国内人均资源不足的困境。（不知道Trump后来退出TTP是为什么，这与保护和加强美国本地产业的支持的想法相悖）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区域贸易协定其实质是以更高等级的“小圈子”替代原有的全球化贸易安排，而美国目的则是继续维持美国对国际秩序的掌控。

而且随之美元逐步被挤出欧洲市场，目前只有亚太地区是其重要的美元圈。如果美国将亚太地区也失去的话，美元将只能是“美洲的美元”，这样就将失去其全球主导地位。所以，美国不能容忍其进一步发展，战略重点东移在很大程度就是为了阻止东亚地区的进一步整合。
TPP就是这一思想的产物，在美国看来，中日韩FTA一旦结成，则意味着世界第二、三、十四经济体的整合，如果再加上第九大经济体俄罗斯，美国主导的亚太同盟体系的前沿——第一岛链将被模糊掉，这将意味着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发生根本性地改变，也必将引起亚太安全体系的变质。

另一边来看，从欧洲对欧债危机的举措实际上与欧洲统一的政治抱负目标是一致的，即通过危机边缘政策迫使欧洲国家让渡主权，最后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经济体的核心。


2008年金融危机——金融国家与资源国家夹击制造业国家
从世界经济的币缘结构来看，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最上层是金融国家、中间是制造业国家，最底层是资源国家。目前，全世界金融超级大国（地区）有三个，即美国，欧元区和英国。真正的金融超级大国拥有较高的资产回报率，而负债成本很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是典型的制造业国家。中东地区和澳大利亚以及俄罗斯等拥有丰富生产原料的国家则属于资源国家。

不同类型的国家，金融危机到达的周期也不一样。对金融危机反应最快的是金融超级大国。因为金融是价格变量，是快变量。如危机爆发后美国雷曼等金融机构先倒闭，反应最快。接着感受到影响的是资源超级大国，表现就是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在金融调整和资源调整后，才到制造业大国的反应周期。制造业大国反应周期有所滞后，主要是因为制造业周转周期较长，以及受原材料滞后的影响等。

面对危机，不同类似的超级大国用不同的方法来应对。金融国家有制度设计，可以决定大宗商品的价格，同时决定着交易权。因此，金融国家确定了整个国际生产价格水平。制造业国家的利润，是金融国家决定的；资源国家的利润，金融国家同样也可以控制。金融危机后，金融超级大国和资源超级大国有合谋的迹象，有夹击、拆分制造业大国的倾向。在这一轮危机中，美国等金融国家通过强权扩张的信用向全球进行危机转嫁，资源国家则因为资源、以及大宗商品成为世界资本的避风港，其也在危机中通过资源价格的高涨获益，但是制造业国家却明显没有抵抗危机的制度设计和机遇。

具体经过是，金融危机后，美国不断通过QE创造增量货币来缓解美国自身债务危机，但为了确保美元的国际霸权地位，就需要一个美元消纳场，而能够消纳美元的领域就是能源和食物，简单说就是石油和粮食，而这个消纳过程就是通货膨胀。具体来看，美国等金融国家采用持续的量化宽松，且以长期零利率政策来保证增发的美元资产是低价的，这些大规模增发出来的流动性冲击性期货市场。但是这种通货膨胀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并没有实质影响，由于竞争的原因，生产实物商品的发展中国家以低价向发达国家输出商品，从而使得发达国家国内保持低通货膨胀率（货币数量与商品数量相平衡）。而实体经济国家由于大量进口原材料和资源等进行生产，基本生产材料价格上涨推动发展中国家国内的物价上涨。

金融危机后，中国的货币政策一度较为宽松，而实体经济低迷，导致流动性大量流入房地产市场。实体经济放缓也导致财政收入增长放缓，但为了刺激经济又需要巨额的财政投入，这样的错位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转向依赖土地财政，推高土地价格以获取土地收入出让金。土地和房地产的价格上涨进一步推高了企业的成本削弱竞争力。

从另一方面来看，央行的“救市”政策加上发达国家转嫁危机所带来的输入型通货膨胀不仅影响要素价格，对资金价格也有影响。通涨过高，央行就不得不收紧货币，避免负利率的出现（就是投资还要倒贴的意思），这就导致资金价格过高。资金价格走高导致中国实体经济的成本压力越来越大，因为实体经济平均收益率不到6%，投资难以获利。最终大量量化宽松制造的资金（救市政策）不是流入实体经济，而是流向房地产和投机品和投机品等吸纳资金的高投机性市场，进而推高了资产的价格。这样一来美国的量化宽松间接地导致了中国政府只能用加大基本建设投资来抵消外部需求的下滑，但这反过来又导致资源短缺。
但是原本中国国内生产本已过剩，所以这就是相当于用长期过剩来掩盖短期过剩。

生产过剩的问题很大程度是源于收入分配差距大。分配体制不合理是市场经济的通病，但是在中国，形成收入分配差距还有其特殊性，就是城乡差距过大，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

一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是依托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两个过程完成的。工业化的过程也是城市化的过程，两者不可分割，因为工业化所创造的现代消费品主要是面向城市人口的，而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分公要求，也只有在城市体系中才能得以顺利实现，这一点不管是西方社会还是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都已证明。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

所以推进城市化是缩小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举措，也是改变中短期产能过剩的方法。

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不同于欧洲5亿人人口和北美3亿人口走向城市化的资源需求量。中国的城市化推进，意味着中国2/3人口的资源需要量要达到城市水平，也就是说未来还有8亿的农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变。然而中国即使是现在未完全完成工业化的情况下对国际资源的依赖都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认真思考中国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体制上存在缺陷，可以进行改革，科技上落后，可以大力发展上去，但唯独资源难题无法从内部独立解决。

而现在的一带一路计划下的亚投行正是国内领导层对此问题所达成的解决共识。中国在这些地区进行投资，并向其输出国内过剩的工业产品，同时换取中国所需要的能源资源或者资源通道权益，实现正和博弈的经济互惠。


世界资本主义的新特性：
①        传统的生产过剩与资本输出被生产不足和资本输入取代（发达国家）
②        长期的贸易逆差可以和强势货币并存（美元，讲到金本位那里会解释）（美国）
③        超量的货币发行可以和通缩并存（美国）


国内关于中国长期发展中的制约因素，真正的制约因素是资源矛盾，这个矛盾不可能在国内解决，只能外向型发展，因此提出了“西出战略”，也就是“一带一路计划”